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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夏竦这场风波之后,庆历三年四月,仁宗皇帝对中央内阁进行第二次改组:以枢密副使、吏部侍郎杜衍充枢密使;调陕西前线韩琦、范仲淹回京,出任枢密副使。同时调范仲淹连襟、知永兴军郑戬为陕西四路马步军都部署、兼经略安抚招讨使,代替韩琦、范仲淹主持西北军务。
在陕西的韩、范接到仁宗诏命。但此时,宋、夏议和一事并没有具体结果,韩琦、范仲淹并不想离开苦心经营几年、只待时机成熟,便可大举出兵覆灭元昊的前线,因而,韩、范二人五次上表请求留在西北,仁宗皇帝最后不得不为此下诏催促:已诏郑戬前往为代,诏命不可更改,速返京城就职。
韩、范二人不得已,只能怀着遗憾的心情,离开呕心沥血三年之久的西北前线,返回京城开封。
与此同时,仁宗皇帝对政府官员又再次进行调整:加馆阁校堪蔡襄为秘书丞、知谏院;以王尧臣为户部郎中、权三司使。
仁宗皇帝这一系列人事变动之后,使吕夷简之后的帝国中央内阁,其人员组成一下子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这也预示着大宋王朝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开始。
似乎,中国历史上所有性情豪放不羁、乐善疾恶、忧国忧民之士,总是在面对国家政治清明、其精神极度愉悦时,弄出些幼稚、好大喜功、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事来。这些人不谙世故,只以君子的清高、不附权贵、嫉恶如仇作为人生处世的准绳,随口指摘天下时事,好恶分明。
北宋王朝国子监直讲石介就是这样一个人物。
石介与韩琦早有交往,和范仲淹、欧阳修等亦是声气相投。
石介对帝国朝政的暮气沉沉早就不满,此时,老宰相吕夷简免职,奸佞如夏竦者刚召又罢,仁宗皇帝致力革新,章得象、晏殊、贾昌朝、韩琦、范仲淹、富弼等同时执政。而王拱辰、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等不畏权贵、正直敢言之士并为谏官,帝国朝堂上一下子显得生机勃勃、焕然一新,这实在让石介欣喜若狂。于是这位老兄兴奋之下作了一首《庆历圣德诗》,对中央内阁这些要员们一一称颂,诗中有“众贤之进,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脱”等句。所谓大奸,指的就是夏竦。
石介毫无顾忌把夏竦划为“大奸”,这无疑是在已经被迫离京、本就悲愤之极的夏竦心中又插了一刀,凭空让夏竦更添对新政府官员们的仇恨。石介如此口无遮拦,就连梗直如范仲淹,在听到石介的《庆历圣德诗》后,也不无忧虑地对韩琦说:这个鬼怪之辈,早晚会坏了事的!
石介轻轻松松为庆历新政大员们拉来了仇恨,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范仲淹不幸而言中。
宋仁宗庆历三年五月,帝国新一届内阁重组暂时就绪。急于刷新朝政的新任谏官欧阳修,急不可待地上书仁宗,提出让天子打破旧有惯例,尽快征询大臣治国方案。
欧阳修在奏折中说:韩琦、范仲淹到阙以来,只是逐日与两府随例上殿,呈奏寻常公事。陛下也没有特赐召对,从容访问,使尽陈西边事宜如何处置。至如两府大臣,每有边防急事,或令非时召见聚议,或各令自述所见,只召一、两人商量,此乃祖宗之朝并许如此,不必拘守常例也。
紧接着,欧阳修、余靖又就沂州王伦叛乱一事各自献策。
几乎是在同时,御史中丞王拱辰,也向仁宗皇帝提出朔望之日,皇帝退朝后召执政大臣便殿赐坐,讨论时政得失的建议。
王拱辰提出了这个建议,但帝国的皇宗皇帝似乎比他更着急,仁宗对王拱辰说:执政之臣,不管早晚都是和朕商讨国家政事的人,何必非要固定在朔望那一天?于是下诏:自今中书、枢密院臣僚,除常程奏事外,如别有所陈,或朕非时留对者,不限时刻。
宋仁宗摆出了一幅夙肝宵胆、治理国家的架势。
做为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韩琦自满怀遗憾离开金弋铁马、大漠弓刀的西北前线起,就一直思考着国家未来的朝政改革。在韩琦50年仕途生涯中,以35岁的年龄进入二府,他所思考的事情、背负的责任之沉重,与他的年龄实在有着很大的差距。
或许,这就是一代名臣所特有的才华?
宋仁宗庆历三年七月,经过几个月的深思熟虑之后,韩琦郑重向仁宗皇帝上了一封奏折,详细阐述了自己对国家未来朝政的方向、忧虑,及应当尽快采取的措施:
臣闻汉文帝继承汉高帝、汉惠帝大业之后,躬行节俭,国泰民富,刑措不用,但即使当时这样的太平盛世,贾谊上书论朝政时,还认为可‘恸哭’、‘叹息’,这并不是贾谊言过其实,而是因为他忧深思远,以图长久之计,想让大汉之业垂千万世而无穷者也。今陛下绍三圣之休烈,仁德远被,天下大定,民乐其生者八十余载矣,而臣窃睹时事,谓可昼夜泣血者,非直‘恸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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