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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州完成了安葬父母兄弟亡灵的夙愿，但是他却不知道，他此时已经远离的京城开封，正在进入暴风雨来临的前夜。
新政大员中，最先想要激流勇退的不是韩琦，而是此刻避祸陕西的参知政事范仲淹。
自从范仲淹离开京城，仁宗皇帝接二连三的举措，无一不让决心励精图治的范仲淹寒心。应当说，从范仲淹和老宰相吕夷简见过面之后，范仲淹可能就已萌生了退意，接着，朝廷中又发生了他推荐的一批馆阁清流被贬出京城之事，这就更让范仲淹坚定了离开中央、离开京城的决心。
庆历四年十一月，范仲淹向仁宗皇帝上了一道奏折，请求准许他辞去参知政事职务，专心一意知邠州。
按仁宗皇帝当时的意思，范仲淹既然上书请辞，那就顺坡下驴，接受他的辞职就行了。然而，自新政实施以来，一直蛰伏的首相章得象，可能是觉得他出山的时机已到，终于开始出手了。
章得象，不愧老谋深算的政客，不出手则已，一出手便阴险至极。章得象对仁宗皇帝说：范仲淹在士大夫中素有虚名，一请罢职陛下就予以批准，恐怕天下人都会说陛下轻黜贤臣，不如先赐诏不允，如果范仲淹见了陛下不允辞职的诏书后上表谢恩，那么足证范仲淹这是在要胁君王，那时再罢他的职也不晚。
宋仁宗接受了章得象的建议，于是下诏给范仲淹，不允许他辞掉参政之职。
范仲淹秉性梗直，自己从无害人之意，自然也就不会想到别人会有害己之心，否则他也不会在仕途上屡遭坎坷、数次被贬了。
范仲淹坦荡君子，他辞职本就不是故做矫情，更不会想到堂堂一个仁宗皇帝和堂堂一个帝国首相，会联合起来给他设置这样一个简单的阴谋。
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或许是范仲淹对新政还抱着最后一丝希望，眼见仁宗皇帝赐诏不允许他辞职，范仲淹心中那种天子还要继续实施新政的想法便占了上风，范仲淹果然便向仁宗皇帝上了一道谢表，这让仁宗皇帝坚信了章得象的判断，认为范仲淹辞职，果然是在要胁天子，从而为范仲淹的最终罢职奠定了基础。
而此时的范仲淹还没有意识到，帝国首相章得象正张开了一张比御史中丞王拱辰更大的网，几乎是要在一夕之间，将他和富弼、杜衍给一网打尽。
就在范仲淹上表，感谢仁宗皇帝不允许他辞职的时候，宣抚河北的富弼完成使命回京，即将到达京城。章得象担心富弼回京，一定会在仁宗皇帝面前替范仲淹说好话，而软耳朵的宋仁宗很可能会因此改变对范仲淹看法，因此，章得象立刻指使右正言钱明逸上书弹劾富弼，于是，又一份极尽构陷之词的奏章，就在富弼行将入京时，不失时机地递到了仁宗皇帝的御案前。
钱明逸在奏章中指责富弼实施新政时，把朝廷秩序搞的乱七八糟，所推荐的人都是朋党关系，对归附自己的人竭力扶之上位，不归附的人则全力排斥，满朝文武都害怕富弼，和范仲淹是一模一样；又说江范仲淹去年受命宣抚陕西、河东，听说朝廷下诏戒励朋党后，心里害怕自己暴露，谎称有病就医，结果朝廷对他并没有什么安排，于是请求辞去参知政事，单知邠州，以退为进要胁朝廷，想以此巩固自己地位、阻止人言，其欺诈的意图十分明显，请早日罢免他们的职务。
离地三尺有神明！
并非是钱氏的满纸谎言欺骗了宋仁宗，而是钱氏这通谎言恰恰迎合了宋仁宗所思所想，于是，庆历新政两位首要大员的悲剧就此注定。
宋仁宗于接到钱氏奏章的同日下诏：
范仲淹罢参知政事，知邠州，兼陕西四路沿边安抚使；
富弼罢枢密副使，为京西路安抚使，知郓州。
也就是在这天夜里，帝国已经上锁的学士院内，一盏鬼火般的油灯下，学士承旨丁度奉仁宗皇帝诏命，连夜起草了罢免杜衍的制书，而杜衍，对此却还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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