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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的主张。
1918年3月,托洛茨基担任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担负起红军的组织和领导工作。他设立了新的军区指挥体制,吸收了一些旧专家参加军队工作,在部队实行政治委员制。当外国干涉时,托洛茨基又亲临东部前线指挥战斗,采取严厉措施,下令枪毙了一名想逃跑的团长和一名政委,对整顿军纪、鼓舞士气、重振军威起了重要作用。
托洛茨基在新政权的建设和军队领导工作中作出重要贡献,但其所犯错误,也是严重的。在与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时,托洛茨基坚持自己的“不战不和”的主张,没有按照列宁的指示签订和约,造成了重大损失。在军事领导工作中,轻视政治委员会的权利,以老爷式的行政命令对待下属,重用旧专家,对他们缺乏警惕性等,结果引起了很多军队领导人的不满,最后使他们结成了“军事反对派”。内战结束后,托洛茨基就工会问题挑起与列宁的激烈争论,试图以军事方法组织生产,把工会变成国家行政机关。这次争论对托洛茨基的政治地位生产了很大的影响。
1922年3月,斯大林当选为党中央总书记,兼管中央组织局工作,这使本来就与斯大林有矛盾的托洛茨基的政治作用越来越小。重大事项都是由斯大林、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等人决定。列宁病情转好后,准备更多地发挥托洛茨基的作用,把很多重要问题委托他处理,并建议任命他但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托洛茨基拒绝了。他认为这一职务是有职无权,处处受到斯大林的限制。在列宁晚年,托洛茨基得到了列宁的信任,在很多问题上观点是一致的。
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由于托洛茨基正在高加索疗养,他未能赶回参加列宁的葬礼,这是一个重大的失策。在托洛茨基缺席的情况下,中央政府推选出两个重要职务的继任人,因此托洛茨基落选。不仅如此,中央政府还对他领导的革命军事委员会进行调查,结果是“不能令人满意”。
在党的十三次代表大会上,宣读了列宁的《遗嘱》。列宁认为,党面临着分裂的危险,这种危险主要来自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这样的中央委员。认为他们二人是“中央两位卓越领袖”。托洛茨基不仅具有卓越才能,也许他还是现在中央里最能干的人,但他过于自负,过分热衷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托洛茨基认为,列宁本意是让他做列宁的接班人,接任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从列宁生前曾提议他担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并在《遗嘱》中把他与斯大林并列第一位来看,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
为了纪念列宁的逝世,托洛茨基发表了《十月的教训》一文,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以前所犯错误提出批评,并影射斯大林也有错误,结果遭到其他人的反击。1925年1月,斯大林采用清除政策,解除了托洛茨基的军事职务,保留了党内职务。
随着托洛茨基的失势,季诺维也夫等人便把斗争矛头指向斯大林,形成了新反对派。由于新反对派斗争失败,其成员不是被解职,便是被贬职,力量大大削弱。于是,新反对派便与托洛茨基反对派联合起来,在各地进行一些公开或秘密的派别活动。特别是托洛茨基的同情者在美国公开发表了列宁的《遗嘱》,激怒了斯大林。于是,1926年10月,托洛茨基被解除政治局委员的职务。此后,反对派又发表了《反对派政纲》,批评中央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并在庆祝十月革命10周年之际,组织示威和游行。于是,1927年11月,中央决定把托洛茨基开除出党。
由于托洛茨基继续坚持自己的观点,经布哈林提议,托洛茨基被遣送到阿拉木图。由于他继续从事政治活动,斯大林不顾一些人的反对,决定把他驱逐出境。1919年2月,托洛茨基被驱逐到土耳其。1932年2月,苏联政府宣布,剥夺他的公民权。
托洛茨基被驱逐出境后,便着手组建第四国际,并把它看成是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甚至认为比参加十月革命更为重要。托洛茨基原是共产国际的领导人之一,对各国共产党有广泛的影响。经过几年的准备,1938年,在巴黎成立了第四国际。托洛茨基在未出席会议的情况下被选为秘密名誉书记。会议通过了由托洛茨基主持起草的“过渡纲领”。试图以此纲领取代第三国际的最高纲领。托洛茨基的活动,对他的政治处境越来越不利。
1933年,托洛茨基来到法国,后来又到挪威。由于1936年的莫斯科大审判,他被缺席判处死刑,挪威当局不愿因此而影响与苏联的关系,他又被迫离开挪威来到流浪生活的最后一站——墨西哥。在这里,他继续开展第四国际活动和写作。1938年,苏联对托洛茨基分子进行审判,他被指控暗杀基洛夫,试图谋杀斯大林等,这些都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1940年5月,托洛茨基的住宅遭到武装袭击,同年8月20日,一位名叫拉蒙·梅尔卡德的西班牙人借口要托洛茨基修改文章进入他的办公室,乘其不备,用藏在雨衣里的小斧头猛击他的头部,因伤势过重,于第二天在医院去世,终年60岁。托洛茨基在弥留之际,认为自己是“死于政治谋杀”。至于托洛茨基的被害是否与苏联当局有关,则有待进一步研究。
托洛茨基被害前,已经意识到自己有生命危险,便提前写下了遗书。他写道:“在那有意识生活的43年中,我始终是一个革命家,其中42年我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进行战斗的。如果我必须一切从头做起的话,当然我将力图避免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但是我生活的主要道路是不会变的。我要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因而也是一个不可调和的无神论者而死亡。今天,我对于人类共产主义前途的信念,与青年时代相比,不是淡薄了,实际上是更加坚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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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弗洛伊德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是奥地利著名精神病学家,他创立了一套治疗神经症的方法和理论,成为当代医学模式的先驱。他开辟了潜意识心理学研究的新领域,开创了动力心理学、人格心理学、变态心理学的研究,是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弗洛伊德主义的缔造者。有人认为,弗洛伊德是犹太民族三位伟人之一。
1856年5月6日,奥地利的摩拉给亚的一个小城镇——弗赖堡的一个犹太籍商人家里诞生了一名健壮的黑发男孩,他就是弗洛伊德。弗洛伊德的父亲名叫雅格布·弗洛伊德,在距维也纳150英里的弗赖堡从事羊毛纺织品的商业活动。弗洛伊德的母亲玛丽娅·内森逊是雅格布的第二个妻子,比丈夫年轻20岁。弗洛伊德是父亲第二个家庭里的最大孩子。他有两个异母哥哥、两个同胞弟弟和五个妹妹。1859年全家迁往莱比锡,1860年又搬到维也纳,当时弗洛伊德4岁,他一直在这里生活了近80个春秋。
弗洛伊德始终热爱和尊敬他的母亲,直至他95岁高龄去世。弗洛伊德说,母亲在同儿子的关系中总是给予无限的满足;这是最完全、最彻底地摆脱了人类的既爱又恨的矛盾心理的一种关系。有的研究者指出,弗洛伊德在他的回忆中把母亲过于理想化的倾向,正作为以后提出俄狄浦斯情结这一发现的基础,也是弗洛伊德人格结构形成的动力。
父母从小就注意培养儿子具有犹太人的自强不息反抗到底的民族精神。母亲在家里只讲犹太人所讲的“依他语”,而不是她家乡的高地德语,这给弗洛伊德从小就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入学前,弗洛伊德主要由父亲进行教育,父亲把研究犹太教法典《塔木德》获得的知识和自己的生活经验传授给他。
弗洛伊德在《自传》中自豪地写道:“我的父母是犹太人,我自己至今仍然是个犹太人。”他说,“我经常感受到自己已经继承了我们的先辈为保卫他们的神殿所必须具有的那种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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