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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目击者的描述：上午的课间操结束后，韩炳和他的几个同学就找到了光辉，把他拉到教学楼的后面一阵拳打脚踢。在他们殴打的过程中，光辉拔出了那把黄柄水果刀。由于头发被抓住并且头被按了下来，弯着腰的光辉根本看不清面前是谁，被打得失去理智的他拔出刀，直接朝面前的人连捅了几刀。
光辉捅到的人就是韩炳。
连捅了6刀，刀刀致命。其他围着光辉殴打的人吓得四散而逃。
随后，光辉被校警带走了。二十分钟后就得到了消息：韩炳在送往医院的途中身亡。二狗印象最深刻的是韩炳的妈妈，那是个头发花白、看起来年龄远大于实际年龄的中年妇女。她那撕心裂肺的哭声始终萦绕在二狗的耳边。“还我儿子！”韩炳的妈妈那双满是老茧、被冻裂的双手抓住了刚刚走进教室的冯老师的领口。
“你儿子是学生杀的，又不是我杀的。”冯老师依然是那种泼妇的表情。
“还我儿子！”已经失去理智的韩炳的妈妈依然用嘶哑的嗓音重复着这一句。
“你再抓我，我就找校警了！”冯老师怒气冲冲地说。
“还——我——儿——子！”韩炳的妈妈已经没力气再喊了，身子瘫了下去。
“松开！”冯老师看样子火气很大，拉开韩炳妈妈的双手，气冲冲地走出教室。韩炳的妈妈则趴在讲台上抽泣，班里的几个女生把她扶起来，送了出去。
韩炳的妈妈刚进教室，二狗就认出她是在铁路工人文化宫前卖瓜子的老太太，以前一直以为她至少有50岁，没想到她的儿子才15岁。事后知道，韩炳的爸爸去世得早，韩炳的妈妈又没什么文化，只能在铁路工人文化宫前摆一个卖瓜子的小摊，三毛五毛地赚钱供韩炳读书。韩炳就是她的精神支柱，是她活下去的希望。如今，韩炳死了。
从那以后，二狗再也没有见到韩炳的妈妈在铁路工人文化宫前卖瓜子。直到三年以后的一个端午节，正在上高三的二狗骑自行车路过另一个电影院——东风剧场时又看见了这个老太太：她坐在马路边，头发已经全白了，很凌乱，脸上布满皱纹，虚弱得很，看起来有六十几岁的样子。她手里拿着一根木棍，木棍上挂着几个纸做的葫芦。当地的风俗就是端午节在家中的窗户上挂个葫芦。
“阿姨，多少钱？”二狗停下自行车问。
“一块钱一个。”韩炳的妈妈说话的时候都没有抬起双眼。
“我全买了。”二狗拿出早上妈妈给的10块午饭钱买下了7个葫芦。
“孩子，找你的钱。”韩炳的妈妈找了3块钱给二狗。二狗看见她的嘴角挂着一丝微笑。
二狗拿了葫芦骑上自行车，心里沉沉的、酸酸的。韩炳欺负人的确不对，但他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吗？因为这点小事而死在最美好的时光里，值得吗？而光辉呢？这个总是憨笑的农村孩子，由于杀人时已满16周岁而成了少年犯，7个月后被其他犯人打死了。他只比韩炳多活了7个月，同样为此事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世界就是这么奇妙，有的流氓打打杀杀一辈子，到了四五十岁还活得好好的。而有的人，一辈子只打了一架却死了。
两个如花的生命就此凋谢，其中的一个就是被下届、下下届的同学们称为“学校建校百年以来最大的流氓”的、“臭名昭著”的光辉，那个憨厚朴实、总是对二狗说“二狗，吃饼吗？我妈妈烙的饼”的光辉。
心酸，泪下。
和本文内容无关的事情到这里就讲完了。二狗之所以讲这个故事是想说：1.该死的人总是不死，不该死的人却早早死去，这是天意吗？2.人在犯了错以后，受到更大惩罚的可能是他的父母和那些爱他的人。3.或许善良或曾经善良的人，由于种种原因却成为人们眼中十恶不赦的恶棍。4.在某些人变为恶棍的过程中，一些看似正派的人士本应该为此承担责任。
接下来的文字中，将出现几个曾在祖国南疆的老山前线上为保卫祖国领土和人民安全而浴血奋战、在潮湿的猫耳洞中度过自己战斗的青春、在越南鬼子的隆隆炮声中奋勇杀敌的退伍兵。在退伍几年后，他们的三棱刮刀和双管猎枪却转向自己曾愿为之付出鲜血和生命保卫的同胞，这又是为什么？
这几个人身上所发生的事情，或许还有光辉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