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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了统一战线，我们就不会再难为你。
李银桥暗暗捅我一下。我知道不能再拖了。便轻咳两声，平静一下情绪，开始唱。那是一支河北农村小调：
月牙渐渐高，风吹杨柳梢。
蒋介石坐台湾，一阵好心焦。
嗯嗳哎嗨哟，一阵好心焦。
（白）心焦什么呀？
提起我心焦。心焦又肉跳。
那不是共产党要把我打倒。
嗯暧哎嗨哟，要把我打倒
我一边唱，一边悄悄观察毛泽东。他显然太疲劳了。在我开始唱时，他虽做出认真听的样子，却是慵懒地靠在坐椅上，全身松弛，眼皮也有些耷拉，淡漠的目光凝视着桌上的某一点。这种农村小调无需高声，反而是轻婉中出情味。我咬清每一个字，将婉转的韵味用鼻音渲染得更加浓郁。歌声在车厢里回荡，与车轮敲击钢轨韵节奏渐渐融合，一体天成。我看到毛泽东的眼皮一点一点掀起，头也慢慢地，慢慢地抬高，身体离了靠椅，终于将一只手在桌上轻拍，拍在轻婉的歌曲和车轮转动的节奏上。“我受到鼓舞，歌声唱得更加回环转折，幽默风趣：
（白）你不会打吗？
提起把仗打，打仗好伤心，
枪一响我的兵就投降把枪扔。
嗯嗳哎嗨哟，投降把枪扔。
（白）你不会再抓兵吗？
提起我抓兵，抓得好干净。
和尚老道都让我抓呀抓干净。
嗯嗳哎嗨哟，嗯嗳哎嗨哟
毛泽东敲击节拍中，脸上渐渐浮起一层浅笑。唱到抓兵一节，我上边用鼻音嗯暖哎嗨哟，一边表演了无可奈何的泄气样儿。于是，毛泽东忍不住笑出声。卫士们也都跟着笑，越笑越响亮。我的歌声已是越唱越低，越低越细，余韵缥缈。毛泽东和卫士们的笑声却节节高起；终于发出一阵热烈的叫好声。
“好，小姚，唱得好！”毛泽东笑得好开心，说道：“再唱一支，再表演一段。
这支歌，我多次为毛泽东演唱，他很喜欢。那天唱罢，我像个得胜的将军一样回到小会议室，便与大家打扑克。半小时后。值正班的卫士出来取开水，我问：“怎么，主席还没睡？卫士诅丧地叹口气：“主席又写起来了。他说听你唱完这支歌，他已经休息好了。”
大家面面相觑，会议室里一阵静默
出车回来不久，上级调我回铁路防疫站工作。毛泽东乘车时发现我不在了，便问李凤荣：“小姚病了吗？”李凤荣说：“她调走了，回防疫站工作去了。”毛泽东沉默片刻，说：“你回去代我向小姚问好。
再出车时，毛泽东给我写了封短信，祝我三好：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李凤荣说：“我们有纪律，不能带字下车。”毛泽东想了想，说：“算了，那就烧了吧。
不久，毛泽东对专运处王副处长说：“小姚在我这里工作多年，熟悉了。还是叫她回这里工作吧。
这样，我很快又回到了专列上，继续工作在毛泽东身边。
那天上班，我被叫到铁道部运输总局副局长兼专运处处长张幸屏办公室。进门厦见到叶子龙，心里立刻明白七八分。叶子龙在延安时期就是毛泽东的生活秘书、凡到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人，首先要经他同意。
“是这样，组织上决定仍调你回专运处工作。”张孝屏同志说：“离开是工作需要，回来也是工作需要。到车上还要像从前一样搞好工作，不要辜负组织上的希望。”
叶子龙个子不高，有些秃顶。他讲话声音洪亮，很有男子气：“就这样定了。主席正在上海开会，你坐火车去上海，马上上班。”
当天我便乘普通客车赶往上海，回到毛泽东的专列上，这是1959年，毛泽东的专列已经换成德国进口车。他乘这列车驶遍中国大地，直到逝世。
还是同以往一样，毛泽东一登车，专列便驶动了。
“主席！刚看到毛泽东身影，我便跑过去。说来我离开专列才几个月，可是感觉上就像几年十几年似的。我毫无拘束，像久别的女儿见到父亲一般。那时的心情确实是这样。真诚亲切。毛泽东一把握住我的手：“你又回来了。听说你回来我很高兴。身体好吗？”
“好。”我用力点点头，眼睛有点湿润。
“在外面搞什么工作了？”
“在防疫站上班，职工们有些小病小灾的都是我们治疗。
“好，那好。多接触接触工人同志好。”毛泽东频频点头，指指我和李凤荣：“为了欢迎你，晚饭请你们两位到我这里一块吃。
晚饭仍然是掺了芋头的红糙米。两盘炒菜，两个小碟：红辣椒和酱豆腐。但是，我吃得非常香。毛泽东也吃得很香，可以用“风卷残云”来形容，我还没吃完半碗饭他已经把碗里的米粒一个不剩地拨拉干净。
熟悉的工作，熟悉的乘客，熟悉的旅途生活。我有一种如鱼得水的感觉，情绪很高。毛泽东工作之余，又让我唱了一次那支河北小调。因为沿途毛泽东有观察的习惯，睡觉时专列又要停驶，直到第三天才接近天津。
我无须人招呼，已经能主动独立地帮毛泽东调整房间温度。搞点小服务什么的。毛泽东从书桌后坐直身，望住我问：“快到你家了吧？”
我朝窗外望望，说：“再过半小时就能到天津。
毛泽东兴致勃勃立起身，活动一下两臂和腰肢，踱入客厅。一边问：“你是天津人。天津有什么特产？”
“大麻花。
“嗯，天津的狗不理包子更有名。狗不理怎么叫了狗不理？
“发明这种包子的老板一定很精呗，谁不吃他的包子他就骂了谁呀。”我猜测着说。
“那么我们还是不要找挨骂。”毛泽东呵呵笑着，目光扫过卫士们“今天小姚请客，大家吃狗不理包子！”
卫士们哄起来：“好啊，小姚请客？”
“愿意不愿意请呀？”毛泽东笑着问我。
“请就请。我也笑。”
“我们人可不少啊。”毛泽东用手一划，意思包括了所有车上人。“谁叫你是天津人呢。你的工资是多少啊？”
“工资不多么，请一次客还是够的。”我说。
“好，今天小姚请客。”毛泽东认真地说。我便也认真了，红着脸就要掏钱。可是毛泽东拦住了，对张管理员说：“钱么，还是我来掏。这叫吃大户。”
我仍然虚张声势要掏钱，但心里有数，主席是决不会让我掏腰包的。
车到天津，果然上了狗不理包子。毛泽东问张管理员：“交钱了没有？”
“交了。”张管理员出示发票请毛泽东过目。
“那好，大家统统去餐车。”
在餐车坐好，可以闻到浓郁的包子香味。毛泽东用筷子指指我：“今天是小姚请客。”接着又诙谐地点一下头：“我掏饯。”
同志们哄然大笑。毛泽东带头咬口包子，说：“狗不理啊，快吃，不吃就挨骂。”
笑声中，同志们的筷子争抢着伸向盘子。
很快，到了年底。毛泽东这一年的生日是在火车上渡过的。毛泽东反对过生日.但是卫士长有办法。就是敲竹杠的办法。他说：“主席，今天是您生日。大家辛辛苦苦跟您干了一年，您也应该有所表示呀。”
休息时，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跟他谈话都是很随便的，开玩笑不必担心出格。毛泽东这时总是宽厚地一笑，说：“你们就是变着法子敲我的竹杠啊？”
于是，卫士长便笑哈哈地跑回来，吩咐厨师用面做了一个大寿桃。吃饭时，摆在餐桌中央。那次还准备了不少酒。卫士长首先举杯说：“今天是主席生日。我代表同志们祝主席生日愉快。健康长寿。
毛泽东微笑举杯，说：“一年了，同志们工作辛苦，祝同志们身体健康。
杯子都伸出去，同志们逐一同毛泽东碰了杯。卫士长很少表现出这么高兴，豪放地将杯一倾，满杯白酒便一下子倒进嘴，咕咚一声吞下。将空杯子向卫士们示意：“干！会喝不会喝，这一杯一定要干！
卫士们像听到命令，轮流举杯，一饮而尽。我也喝掉了杯中的葡萄酒。
毛泽东不能喝酒，喝一口脸就红得发紫。他将杯子在嘴唇上沾一沾，那紫红的葡萄酒浆几乎没见少，便想放杯。我说：“不行，主席这一杯应该干掉。”
毛泽东带着歉意的微笑，说：“这样吧，咱们定个协议。白酒辣也辣不过辣椒。你们喝酒我吃辣子。
我说：“酒和辣椒不是一回事。
毛泽东朝我俯身小声说：“多吃辣子能成事，喝酒多了可是会误事。这话大家也听到了。他便直起身大声说：“今天可以多喝，误了事不怪罪。
于是，毛泽东没少吃辣椒，同志们没少喝白酒。卫士长喝醉了，摇晃着，笑着，张大嘴巴呕吐。后来又抱起痰盂吐。吐完又呵呵笑，笑过了又吐。毛泽东毫不怪罪，和大家一道张罗着给他递茶水和毛巾。卫士长对毛泽东忠心耿耿，平时工作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办起事来一丝不苟，原则性极强。我们相处那么久。毛泽东每次外出的路线和地点他从没对我露过一个字。他和毛泽东私人感情特别深。他离开毛泽东到外地工作时，毛泽东曾抱着他，哭出了声。
十几年接触中，卫士长李银桥只醉过这么一次。
专列上的旅途生活并不总是笑声，有时也会闹矛盾。
那时，我年轻。毛泽东身边的卫士也都年轻。年轻人碰到一起，可以热烈也可能激烈，发生几次矛盾实在不足为怪。
大概是1960年冬，毛泽东的专列由南方回来。那次出车，李银桥不在。毛泽东派身边的工作人员下乡了解情况，封耀松等卫士也没跟车。我熟悉的卫士有张仙鹏和田云玉。
张仙鹏取代了卫士长的角色，尽职尽责，里外上下地忙，将我指挥得团团转。
“小姚，屋里温度高了。”张仙鹏招呼我。
“根本不高，你看看温度表。”我当时正忙着什么事，随口答应。
“你啥时候看的温度？告你高了就是高了。”
“这是德国车，密封好。”我还是没动。
“密封好温度才会高，主席工作紧张会感觉热。
“也不知是主席热还是你热的。”我小声嘀咕着，有些不耐烦地调了一下温度。
可是，工夫不大张仙鹏又来了，皱着眉头说：“小姚，怎么搞的？温度又太低了。”
我真有些不高兴了，便大声说：“不低。德国车密封好，保温好。”
“你看看温度计。
“不用看，低不了。”
张仙鹏也不高兴了，声音高起来：“你这个同志怎么搞的。低了低了你就是不听？”
“不可能低！我说着走出门.来到走廊。
“主席感冒了你负责！”
我立刻火了。毛泽东要是真感冒了，他把这话反映到我们领导那里我可受不了。也许是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久了。老人家又很喜欢我照顾他、久而久之便养得有些任性。我就在走廊里大声喊起来：“得了得了，你了不起，你说了算还不行？下次别喊毛泽东万岁了，就喊你张卫士万岁吧！行了吧？”
不料，这话被毛泽东听到了。我进去调温度时，他放下手中的报纸问：“小姚，怎么发火了？是不是我身边的人给你找麻烦了？
我慌了，矢口否认：“没有，没有啊。”
毛泽东微笑着，声音很和蔼：“我听到了，你在走廊里喊声音挺大”
我吓了一跳。我都说了些啥呀？全中国只喊毛主席万岁，还没喊过第二个人万岁呢，我却喊了张卫士万岁。我尴尬地解释：“闹着玩呢。我们是开玩笑呢。
毛泽东始终微笑着，始终态度和蔼，其中也不乏认真：“如果他们打我的旗号给你们找麻烦，你就批评他们，不要讲情面。
“没有，真没有，我们是开玩笑。”我就像做错事的孩子，一边摇头一边后退，就这么溜出了毛泽东的房间。来到走廊，我喘口气，发现张仙鹏也紧张地喘气。我看他，他看我，静了片刻。部长吁一声，笑了。如释重负。
也有把矛盾闹到毛泽东那里的时候。
田云玉是个聪明伶俐的小伙子，毛泽东和江青都很喜欢他。他身上穿的那件毛背心还是江青为他买来毛线织的。不少工作人员私下说：“小田在主席和江青那里都很吃得开。有了这种优势，他免不了说话办事添几分傲气，动作也大，声音也高。
有次停车，我去开门。他跟在后边催：“快点快点，动作麻利些。
那天毛泽东并没打算下车，我身后只有田云玉一个人。见他口气那么大，我就故意治治他，偏不快开，慢腾腾懒洋洋，看他怎么办？
“怎么搞的？门也不会开了？”田云王果然急了。
“你会开？我回头白他一眼
“我叫你开门！他用命令的口气说。
“我就开不快，我就是这样！”
“你、你”他大概没受过这种气，脸涨得通红。
“就是我，怎么样？”我示威地扬起头，耸起一只肩膀，斜挺胸脯。
他气得发抖，指着我：“你、你不就是个列车员吗？”
“列车员怎么了？”我瞪住他问“我还入党了，你还没入党呢！”
小田被戳到痛处，喊起来：“你有什么了不起？小小的列车员”
我截住他话头也喊起来：“你有什么了不起？你在主席身边算最近的。人了。可你到现在还不是个党员。告诉你，做人还得靠自己！”
田云玉脸红了白，白了红。他被伤了自尊心，气得破口大骂。这一骂，我就处了下风。我可骂不出那种话来。姑娘遇了小伙子，吵架可以，骂架准吃亏，打架就更不行了。我剩下的本事就是哭，哭得好伤心。你跟主席近，我跟主席也不远。我憋了一口气，便去告御状。
果然，一告就准。毛泽东和江青都狠狠批评了田云玉。江青指着田云玉：“跟谁学那么凶？都是我们把你宠坏了！毛泽东皱着眉头说：“你去向小姚作自我批评，要当面道歉。什么时候她原谅你了，你的自我批评才算完成。”
田云玉像打了败仗的将军来找我。他还不好意思呢，垂着头，想赌气又不敢，一步一步磨蹭着走到我面前。其实，告过御状我便开始后悔。后悔不该一时冲动力这点小事惊动毛泽东，后悔不该和小田闹这么僵。毕竟我们相处时间不短，他又是个聪明伶俐勤快英俊的小伙儿。看到他委屈的样子，我的心早软了。
“对，对不起。我，我是着急了。”他吞吞吐吐说。真难为他放下面子主动认错。
“我也对不起你。我马上接过话来认错，很怕再让他丢面子。我的自我批评比他还多点实际内容：“我不该说话刺儿你。伤害你的自尊心。”
他有些难为情他说：“刺激刺激好。
我低下头小声问：“小田，你不怪我吧？
他真诚地望着我说：“不怪。
正是不打不相识。此后，我们相处得很好，成了知心朋友。彼此生活上的事也都互相告诉，互相商量，互相帮助。这种亲密的友谊一直保持至今。
专列唱着它那首单调的永无休止的进行曲，偶尔钻山洞或过桥梁，声音才起一些变化。这又是一次走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的长途旅行。
黄昏来临了。火红的晚霞山一般踊跃，浪一般翻腾。远山弥漫着一片柔和的雾气，林木在田野里投映下长长的影子。农夫戴了斗笠懒洋洋走在田埂上，两手背在身后，手里的绳子牵着慢条斯理的水牛这个景色太美了，主席看见了没有？
走进客厅，毛泽东正舒臂伸腿坐在沙发中，卫士长和卫士们或立或坐环绕周围。一看架势就是聊天。
毛泽东喜欢聊天，就像他喜欢同学者专家讨论严肃的政治问题或哲学问题一样。他说聊天是一种很好的休息，同时也是学习的机会。他同卫士们聊天，上至天文地理，下至鸡毛蒜皮，什么都能谈到，个人可以畅所欲言。
我不敢贸然打断毛泽东的聊天，先扯扯封耀松：“小封，多美的景啊。别在这儿穷聊了，看看去吧。”
封耀松朝窗外漫不经心地瞟一眼，毫无所动，便转回头。他这是怎么了？我想起这段时间他和田云玉情绪都不好，值班时间也是没精打采。又想起田云玉对我诉说他的对象如何如何，要跟他吹。莫不是这两个漂亮小伙儿在爱情问题上都遇上了挫折？
“小姚，”毛泽东忽然叫我。我忙答应一声。他说：“你搞对象搞得怎么样了？”
我脸稍稍有些热。不过，这早已不是秘密。便爽快回答：“挺好的。
“没有闹矛盾吧。”
“没有。”
“你看，我这两个卫士搞对象，搞来搞去都搞吹了。”毛泽东指指田云玉和封耀松。小田小封红着脸低头，眼皮一掀一掀地朝主席望，好像受了委屈的孩子在听家长骂没出息。
“小田，你就不该搞个文艺工作者。你一个月四十多元钱，怎么能养活得起那些活蹦乱跳的女演员？没到共产主义，还得讲些实际么。”.田云玉带者难为情的苦笑，身子一晃一晃，脚底下意识搓着地毯。
“还有你，小封，你们应该找工人，这才能搞好。否则，将来会吃苦头的。”
封耀松嘟着嘴点头，一副沉思远虑总结经验教训的样子。我差点扑哧笑出声。他们还很年轻，又很英俊，找对象当然不会成问题，大可不必同情或担心。他们是有点毛糙，都是跟随毛泽东参加舞会，跳舞跳上的对象，毛泽东的旗号往前面一亮：“我跟毛主席形影不离。”“我是毛主席身边的人。”有这句话，一谈就成。以后熟悉了，耀眼的光环一消逝，便一切都不是那么回事了。毛主席身边的人也得食人间烟火呀，一个月才四十多元？不行，很快便吹了。
毛泽东明察于此，实实在在说：“你们就以你们自己的条件找对象。不要打我的旗号。打我的旗号最后是要吃亏的。要吃苦头。小田小封已经吃了苦头。他们俩吸取教训，别人也要吸取教训。现在我们的国家，我对象还得讲条件，一头热是不行的，双方的条件都要考虑。”
毛泽东这番话留给我印象很深，受到许多启发。后来我离开主席到新的工作岗位，从来没向别人炫耀过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历史。毛泽东逝世后，专运处同志叫我去瞻仰主席遗容，我的许多领导还惊讶：怎么，姚淑贤同志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我们还不知道呢！
不久，我结婚了。毛泽东听说后很高兴，向我祝贺。我说：“我是自己谈的，没有打主席的旗号。”毛泽东说：“这就好，这也是实事求是。你们将来一定会幸福，白头到老。他还让我带丈夫来见他。
那时。我出车频繁，丈夫在石家庄医学院上学，很难团聚。逢丈夫放寒暑假，本是团聚的机会，偏偏这时又是我最忙的时候。暑期中央首长去北戴河，寒假时又去南方开会。专列紧张，除保证毛泽东外，临时调用接送其他首长的任务也很多。记得结婚后的第一个暑假，我和丈夫几乎一天没有团聚。
有一次，毛泽东去河南参观人民公社。专列快到石家庄了，毛泽东忽然叫我去。他说：“你们很忙，夫妻团聚不了。这次是个机会，回去看看爱人，团聚一下吧。
我说：“役事，我们机会很多，我还有工作”
“机会不多么。”毛泽东屈指一算“我心里有数，你们快半年没团聚了。年轻夫妻，我懂。要聚一聚，不然我心里不安。
我心里一阵阵热，差点掉出泪来。毛泽东是很富有人情味的。而且，只有父母对儿女才会想得这么多这么细啊！我在石家庄下车，与爱人匆匆一聚，又赶回专列。毛泽东越是关心我们。我搞好工作的愿望就越强烈。
回到北京后，我们又临时接受任务去广州接周恩来同志回北京。过去，我曾多次参加接送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志，都是熟悉的。
专列有两节高级软包，一节是毛泽东住，一节是江青住。现在，周恩来住在毛泽东的软包中，邓颖超住在江青使用的软包中。我先去看望了邓颖超同志。
我们习惯称邓颖超为邓大姐。她温柔雅静又很干练。她政治性强，又从不让这种政治性损伤她的妇女气质。这一点与江青的性格形成鲜明对照。江青有时很热烈，有时又很冷峻。情绪不定。那种不安定的躁动时时可以感受到。当她想表现女性的温柔细腻时，总结人以矫揉造作的感觉。
邓大姐同我握手时，另一只手就在我手背上轻抚，始终望着我，并不左顾右盼。她的声音不高不低，像一股缓缓流淌的细水：“小姚，听口音你是天津人吧？”
“是天津人。”我点点头。
“你在天津哪个学校学习？”
“在省立附小上过小学。”
“那咱们还可以算校友呢。我在天津省立师范读过书。你对天津熟悉吗？
“熟悉。我家就住天津河北区宙纬路。
“噢，知道。我们也在那里呆过
邓大姐同我就这样随随便便拉家常。告别时，她重新握住我的手，说：“在火车上工作是很辛苦的，特别是女同志。要注意卫生，要注意休息。身体可是革命的本钱哪。
从邓大姐那里出来，我又去看周恩来总理。周恩来与毛泽东性格各有特色。毛泽东给我的印象是热情坚定，朴实幽默，谈吐随便，言简意赅，思想特别活跃。周恩来给我的印象是文雅温和，坚定机智。眼睛特别明亮有神，说话时给人一种春风入怀的温馨感他心细，很注意礼貌，对邓颖超同志很尊重。见面时。他第一句话就是问：“你看见你大姐没有？我说：“看见了，我刚从她那里出来。”周恩来对毛泽东同志非常关心。他的谈话总是围绕着毛泽东转。询问毛泽东在火车上的生活和工作情况，反复嘱托我搞好服务工作。保证毛泽东同志有一个好的生活和工作环境。
周恩来总理是非常懂感情的。下车前，他说：“你们列车工作人员是很辛苦的。常年在外，家庭生活少。少了就更要珍惜。要多体谅关心对方。夫妻到了一起，不要光是柴米油盐，精神生活也要丰富。比如一起逛逛公园，一道看看戏，这样感情会更深。
我与爱人在天津相聚时，便一道去看了场戏。表演的是南宋诗人陆游的爱情悲剧。我和爱人含泪看完戏，回来路上彼此靠得紧紧的，都觉得应该加倍珍惜我们今天的生活和情感。
回到专列上，晚饭时我把这出戏讲给毛泽东听。他听得很认真，不时点头。于是，我的情绪也高起来。既然主席爱听，我就讲得很仔细，还夹带了不少议论。讲完了，毛泽东忽然问：“这戏的名字叫什么？”
“风头杈”我估计他没看过，还提建议说：“主席应该看看，很不错的。”
“凤头衩？毛泽东望住我。
我犹豫了，没把握地：“是凤头衩还是衩头凤来着？哎呀，我记不清了。”毛泽东笑了：“是衩头凤。这是陆游写的一首词：衩头凤，红酥手。他是南宋一位了不起的大诗人，年轻时就立志“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他的表妹叫唐琬，也是位有才华重感情的妇女。他们的爱情悲剧在齐东野语里有记载”
我听着毛泽东讲述，既惊诧他知识的渊博，又惶愧自己是班门弄斧。我连衩头凤都没记清，就唠唠叨叨了一顿饭的工夫。而毛泽东居然有耐心一直听我讲完！
1965年，我随专列送毛泽东去广州。
车快到站了，我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去见毛泽东。我怀孕了。女同志一有了孩子便不适合在专列上工作。因为有了负担，需要照顾家，不能长期在外值班。
毛泽东正在批阅文件。熟悉了，他只掀起眼皮瞟我一眼，便继续在文件上写着什么，一边随口问道：“有什么事吗？”
“主席，我我下次可能不来了。”
“嗯？”毛泽东一怔，放下笔。望住我：“为什么？”
我脸红了。这话怎么说呢？
“我，我可能要休产假了。”我低下头小声说。
毛泽东注视我片刻，笑了。说：“那是大喜呀。事先也不知道。没准备什么东西送你”他沉吟片刻。他完全明白我有了孩子就不可能再回专列上工作。我心里有个愿望，不好意思说。我只盼望毛泽东能主动想到。我跟随他十几年，他应该想到的
毛泽东离开办公桌，踱了几步，重新望住我：“小姚，那么我们合个影吧。”
我眼里立刻涌起一层泪花。这正是我最大的愿望啊！
毛泽东叫来侯波同志，请她为我们合了一张影。这张照片从此便永远伴随着我。
毛泽东下车了，我随专列返回北京；从此，我调离专运处。再也不曾见到毛泽东。但是，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十几年连同分别时的那张合影照片，却永远留在了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