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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国人的精神原野被全线冰结。旷世的劫难，扭曲了国人的生命神经；貌似激情的颂歌里，颤动着理智的失控。人的本性里含纳着动物性的本能，人的情泄性、娱乐性即是动物本能的一种折射。当“红海洋”的潮水退去之后，留给国人的是一片无边的精神迷惘
改革开放后，国人的物质生活开始由温饱向小康过渡。衣食有着的人们，自会通过各种传统的和引进的娱乐方式，去宣泄过剩的精力。斗蟋之戏，作为一项有着千载历史且极富诱惑力的民俗活动，当然不会被国人遗忘，蟋事潜滋暗长，当在情理之中。
“奇”是诱发“好”的先决条件。1981年，上海电视台率先播放了蟋蟀格斗的录像。小精灵那交口如闪电乃至得胜之虫发出的鸣唱，既极大地满足了城市中孩童的好奇心，也令昔年的老虫迷心中麻痒，旧梦重温。
1985年，天津由民间发起成立了全国第一家蟋蟀协会，继而上海、杭州、苏州、济南、广州、西安、沈阳、哈尔滨等二十几个城市，也先后成立了“蟋协”至此，在建国后中断了近四十载的蟋事之链环，终被虫迷们焊铆起来。
有着文化积淀的人类，不仅能不断创造出新的娱乐方式，而且也能对传统的娱乐方式，进行着花样翻新。
1989年深秋，全国“维力多济公杯”蟋蟀大赛在上海举办。翌年秋，亚运会在北京隆重启幕，为使亚洲及世界来京的友人一睹中国古老文化的丰厚多彩，亚运会组委会特成立了龙潭庙会指挥部，展示各种民间游乐活动。庙会指挥部还委托北京长寿协会蟋蟀研究中心，举办长城杯蟋蟀大赛，特邀京、津、沪、鲁四地的玩虫、斗虫高手参加角逐。这就使得斗蟋之戏，由纯民间活动堂堂正正地走向了社会前台。
在济公杯和长城杯举办之前，香港在斗蟋大赛中，山东宁津所产之虫，高歌奏凯，两度夺魁，宁津遂引起全国虫迷的高度关注。在济公杯和长城杯的大赛中，宁阳虫又折冲樽俎，独占鳌头。此后的1992年秋，上海队与天津队两军对垒，上海尽遣宁阳虫搦战，结果宁阳虫以泰山压顶之势，使天津队大败亏输，比分是10：0。此一战使宁阳愈发名声大噪，使全国虫迷对宁阳虫口中啧啧，厚爱有加。
跋涉于大沙漠中极度于渴的旅人，会把昂贵的金银珠宝视为沙砾，而把一壶清水当作救命的甘露。这是人们在特定的环境和特定的生存状态下，出现的商品价值的移位。在悠长的岁月里，宁阳父老从来没把遍野欢蹦乱跳的蛐蛐儿视为“金玉有价虫无价”的商品。在农业学大寨的年代，人们甚至把蟋蟀视作吞食五谷的害虫，必欲除之而后快。
昔年，宁阳百姓常听瞽人演唱济公传。当说书人演唱到济公这位急公好义的传奇和尚，曾用三只蟋蟀戏耍临安罗相府的罗公子、一只蟋蟀能值千两银子时，宁阳乡亲们无不哑然失笑：这是唱书人逗咱乐的，若蛐蛐那么珍贵，咱宁阳岂不满坡遍地都是金银了
地处孔孟之乡的宁阳，民风淳朴，向把土地、稼穑视为安身立命之本。建国之前，宁阳以捕蟋谋生者仅有一王姓之家，住县城北关王家店。王家地无一垄，仅开有一小茶铺，王家祖孙三代以捕虫、卖虫补少米之炊。王家三代捕虫人，自珍自爱，他们于谷地豆垄中捕虫时，从不损伤一棵庄稼。于瓜田李下捉蟋归去时，还每每插一“茶铺王氏来此”的标识，为的是让园主查看果瓜是否有失。见王家捕虫如此仁义，街坊邻里也“网开三面”每当听到家院内有好虫呜叫时，便夜不闭户，好让王家人来院中捕捉。看护场院的人，每当秋虫于夜间盛鸣时，也悄悄离去，是为了让王家祖孙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静辨虫鸣而获好虫但宁阳百姓对当地少见的有地不种而玩蟋斗蟀的农人，一概视为不务正业的“二流子”除了白眼还是白眼。
在我们居住的这颗星球上，上苍为人类创造了数不尽的奇物异宝，但它们暴有纳入人的享用范围之内，才能显示出价值。
蟋蟀这小精灵被当成商品，自南宋以来，便有记载。南宋词人姜白石在咏蟋蟀一词的序中云：“好事者或以二三十万钱致一枚。”据明清时的有关资料记载，当时一只蟋中上品，能值几十两银子。清代的膏粱子弟，在冬日为听虫鸣，买一只人工孵化的蛐蛐或蝈蝈，也得花费几两银子
当小蛐蛐在改革开放的经济大潮中再度成为商品时，宁阳百姓方知昔年瞽人说书时，那“只蟋千银”的说唱并非虚妄之词。
在上个世纪80年代，宁阳人首先懂得蛐蛐竟还能成为商品者，当属泗店镇南王村的王爵民。
现年53岁的王爵民，在刚告别开裆裤时便开始玩虫。在充满稚趣童兴的游乐里，对虫儿悟性极强的他，逐渐识别出哪种颜色的蟋蟀好胜，哪种形状的蛐蛐善打。“文革”后期的某年秋天，天津有一老虫迷名李永年，悄悄来到南王村捕虫，玩虫之心不退的王爵民闻知后，便给老虫迷当帮手。三个秋天过来，青年虫迷从老年虫迷那里学到了辨虫、捉虫、养虫等十八般武艺。这年深秋某日，老虫迷携在南王村多日所捕之虫兴冲冲北归，王爵民送蟀师至火车站。当列车员见老人包里装的全是一罐罐蛐蛐时，便顺手扔出车窗。时年78岁的津门虫迷，见状老泪纵横，王爵民也徒唤奈何
进入80年代中期，沪、津、京的蟋事暗潮涌动，1988年秋，上海一玩家来泗店镇收虫，王爵民捉得一只上品，得款120元，这在当时等于一县级干部的月工资。后来，全国各地来泗店的收虫人渐多，王爵民便率两个儿子专事虫业。
某日，一农妇拿着一只连两元钱都难出手的小虫找王爵民，王凭着一双识虫慧眼，当即将虫买下，按照津门蟀师秘传的技艺，经一月喂养，小虫由红牙变为墨牙，被天津某玩家以1500元购去。是年秋，王爵民的大儿媳到圈中喂猪，往食槽里倒食时，忽有一蛐蛐跳在腿上，她顺手捉住，交公爹辨识，王一看竟是蟋中上品白牙青，出手便得800元
从此“一只蛐蛐换一头牛”之说，便风传宁阳。
自1995年始，王爵民父子捕虫、收虫，往返沪、津，每年收入均在三五万元。时间一长，王爵民与京沪线上的列车长们混熟。一年秋，王爵民携一批蛐蛐往上海销售，列车长看上其中一只，想掏几个钱买下玩玩，王爵民当即拱手相送。那列车长至沪后，拿此虫到虫市上去晃晃价儿，没想到瞬间便有几十个玩家围拢过来，一玩家一下抢过这列车长手中的小虫罐，不容分说，扔下一万元的票子，匆匆而去
此事传到宁阳，使宁阳的捕蟋潮陡涨。
这期间，全国的斗蟋热急骤升温，上海又成为全国的玩虫中心。有报刊披露，在1997年，上海孩童斗蟋不计其内，玩虫的成年人已达百万，而全国的玩虫者多达千万之众，且每年都呈上升之势。而在此时，宁阳人靠捕虫、卖虫致富者不乏其例。王爵民父子靠虫业已盖起两幢小洋楼，而泗店罗河村一罗姓农民，后来居上，一家五口连捕带收，靠小虫一季收入便达七八万元，近十载下来，目下正向百万富翁的行列靠拢
在宁阳，农民见小小蛐蛐能为自己驮来新房，衔来票子，焉能不眼热心跳，心慕手追。
外地来宁阳的收虫者，不乏大款。上海一收虫大户，每岁初秋便住进乡饮镇的宫家村。这大款带有三个助手，外加一个专烧上海菜的厨师。每月3000元租住的民房内，冰箱、彩电、微波炉一应俱全，且在每年两个多月的收虫季节过后，就将这些家电便随意弃之，来岁再置新的。
求等性是人类的社会本性，人与人之间的生存状态在近距离的比较中，这种求等性的愿望会变得愈加强烈。虽然政治上已取得法定的平等但在物质生活上又与城里人有着巨大差距的宁阳农民，见收虫大款如此大手大脚，自会更激起他们求富的欲望。
宁阳县的领导者们，见遍地皆是的蛐蛐，已成为县内重要的商品资源，为改变县里的贫困面貌，便理直气壮而不是羞羞答答地打出了“虫产业”、“虫经济”的旗子，并于1998年始，年年于秋季举办全国性的“中华蟋蟀友谊大赛”
由于宁阳虫在全国各地的斗场上，骁勇无比，屡屡金蟾折桂，来宁阳的虫迷、虫贩愈来愈多，近几年，每年都高达十万之众。
宁阳，俨然成了虫迷心目中的圣地“麦加”
十万玩虫大军潮涌宁阳，使县里的大小宾馆旅馆座座爆满。身份较低的虫客、虫贩，只得住进县城左近几个乡镇的农家茅舍。弄虫人中不乏钱袋鼓鼓的玩家，他们讲究的是吃喝娱乐一条龙；多数虫贩一住就是两三个月，小酒儿也得天天喝，这就使得宁阳生产的“蟋都酒”得以畅销；捕虫需要特制的工具，畜虫需要陶瓷器皿；来被誉为“蟋都”的宁阳一游，总得留个纪念，那胸前印有“中国宁阳”字样的中华蟋蟀采集衫，自会成为走俏品
一虫带来百业兴，小虫儿咬活了大经济。近几年，宁阳农民每年卖虫收入达七八千万元，而十万弄虫大军扔在宁阳的票子多达三四个亿。
小精灵的身价在其所产之地，年见腾贵。继1998年鲁北宁津一虫卖得9800元的高价之后，2000年宁阳一虫又卖出18000元的天价。
宁阳乡饮镇南卫周村有一菜农，前年秋某日，在其栽种的一亩黄瓜塑料大棚里，忽然发现架下秧上爬满蛐蛐，便忙唤亲朋前来帮助捕捉。一亩黄瓜虽被折腾得架散棚破，但棚中的蛐蛐却卖得4万余元，创出一亩地里的蛐蛐胜过20亩黄瓜的单位面积产值的纪录
蛐蛐这小精灵身上所生发出的金钱的磁场，既牵引着捕虫者身躯上的每一根纤维，也激活着众多玩虫人生命的每一个细胞。
宁阳虫的捕捉时间大抵从处暑开始，持续到白露后的一周左右。2000年的捕虫旺季，我二进宁阳观看泗店镇及肥(城)兖(州)公路那20华里长的虫市之后，也目睹过此地农人夜间和白日捕虫的情景。
那是一个黝黝的秋夜，沉沉的夜幕像黑丝绒般笼罩着田野。我在磁窑镇一土岗上伫立静观。
大概是晚上八九点钟许，岗下的田埂地堰上，便有一拨拨、一群群的青男壮夫，人人头戴矿灯、身着迷彩服、手持捕虫网、肩荷装蟀器具，猫着腰，步捷身轻地或钻入墓地老林，或潜入豆丛谷垄，或匿身玉米田中。盏盏矿灯若流萤，似鬼火，在暗夜里忽明忽灭
夜色愈来愈浓，秋禾已披满露珠。草儿花儿都睡了，连遥挂天际的星星也在打盹儿，而夜捕人却捕兴正酣。此时，蟋蟀的鸣声分外清晰。捕虫行家都深悉，上品虫大都在凌晨二至四时才开始鸣唱，它们的鸣唱虽然高亢洪亮，音传数里，但叫声暂短，且间隔时间长，捕虫人必须有足够的灵敏和耐心
东方作曙，夜捕人才渐渐收兵，虽然他们周身被露水打得漉湿，脸上沾满泥尘，但眉眼和嘴角旁都洋溢着难以掩饰的喜悦。
翌日下午，我在伏山乡一片刚刚收割了的豆田里，又目睹了农人白日联手捕虫的场面。
豆茬地东西两侧的田边上，各站有二百余名壮汉。只听“哎嗨”一声领呼，两边的壮汉们同时发出的有节奏的“嗨嗨”声。伴着响遏行云的“嗨嗨”声，那石夯般沉重的齐步跳，震得大地簌簌发颤此时，避光而昼栖的小精灵们正在土穴中鼾鼾沉睡，受此巨大惊扰，如同满月小儿听到霹雳，全身筋骨都要被震酥。于是乎，小乖乖儿纷纷跃出小小洞穴，仓皇出千逃。这时，立在南北两侧的“娘子军”和“童子军”适时出击，捕捉急蹦乱跳、失魂落魄的小精灵，人们不分雄雌，不辨优劣，尽将蛐蛐一一擒捉于水桶之中。包围圈越来越小，最终来了个“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这情景，这场面，与昔年宁阳惟一的捕虫世家王氏三代人的捕虫“信条”大相径庭。
捕虫本是玩虫人的一项极具雅趣的夜间户外活动。真正的虫迷，听到上品虫的几声夜鸣，会激动得全身发抖，连气儿都透不过来。有时为捕获一只名虫而又不伤其须爪，稔熟蟋蟀有着归穴性的玩虫人，常是一夜未获，三夜伫候，甚至等四五个晚上方能如愿
面对眼前这“大兵团作战”式的竭泽而渔的捕虫场面，我不忍心责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兄弟，他们近似疯狂的捕蟋，也许是被一个“穷”字逼的！且这不近常理的狂追滥捕，毕竟还是靠体力去获得酬报；而不像某些城狐社鼠，是靠权力的贪占而自甘自肥！
当然，我的心同时也在隐隐作疼——
蟋蟀作为大自然天才的歌手，那声动梁尘的鸣唱，在商品大潮中似乎已经变了味儿，在某些捕虫人、虫贩乃至赌徒们的耳中，小精灵们那“曜曜，曜曜”的音韵，已变作金钱！金钱！金钱！
六
在商品社会中，商家赚钱的诀窍，常是把一种名产从丰富之地贩到稀少之区，并使其价格由低廉变得昂贵。
如果说宁阳、宁津等山东名虫产地的农人捕蟋捕得天旋地转，那么一些大中城市的虫市卖虫卖得更是水沸火烫。
作为近代全国斗蟋中心的上海，民国时期，蟋市主要集中在四马路(今称福州路)。当时四马路街两旁，有百余家虫铺虫店毗连一起，卖各种虫具的货栈商楼，也挨梁接柱。阴文的、阳文的、挂牙子的、带流苏的各色卖名虫、卖古盆古罐的招牌，令人目不暇给。三教九流，风从云集，阔老逸少，流连其间。被租界中的洋人，称之为“东方一大人文景观”
80年代以来，蟋事暗潮初涌时，上海冷不丁一下冒出十数处蟋蟀非法市场。抽刀断水水更流，上海市政府因势利导，于1987年将浏河路定为蟋蟀合法市场，见蟋市人满为患，又于1993年一下辟出文庙、曹安路、旱桥、昆明路、本溪路等五大蟋市。其中尤以文庙为盛。
1998年秋，我到上海出差时，曾一睹文庙蟋市的火爆。
这里的卖虫者、买虫者、观虫者亚肩叠背，磕头碰脑；声声叫卖，此伏彼起；阵阵喝彩，涛涌浪涨。任何消费市场与这虫市相比，都会黯然失色。由两万余众汇成的气浪声波，简直要把文庙中那耳不杂听、目不斜视的孔老夫子端庄斯文的雕像给冲歪了
小虫的价格更令我咋舌，这文庙虫市上，到处挂有一块块黑板，上面各自醒目地写有：“玉顶射弓红”15000元，参观费15元；“白黄大翅”1万元，参观费10元；“寿星头”8000元，参观费8元在黑板下的摊点上，还摆有各种出版社刊行的精美的斗蟋图册，上面印有各色名虫的玉照。有的摊主，还将自己所持有的名虫，拍成了放大十数倍的彩照，挂诸店旁，招徕买者
文庙蟋市的市场管理人员告诉我，这里每天成交的小虫多达几十万只，价格高低不一。本地一般小虫一只10元左右，是家长买给小孩玩的；从外地贩来的小虫，价格也很悬殊，一般百元左右一只，这种虫能被多数虫迷所接受，至于名虫的价格，那就由交易双方各自去定了
津、杭、苏等斗蟋热火的城市的蟋市，也是这般热闹。
正如绿茵场上欧洲的足球先生和中国乙级队的球员，其身价不可同日而语，也如我国演艺界的歌手，县级文工团的头号女伶与京城芳名盖世的女歌星之出场价有着天壤之别一样；同是两须两牙两尾六爪的斗蟋，其各自的身价，竟也判若云泥。一只虫王，在港澳台地区及东南亚一些国家，能换一辆豪华车早就不是奇闻。在宁阳，王爵民父子捕获的一只上品虫，被上海虫贩转卖到澳门，竟被炒到17万元。
小精灵从大自然母亲怀抱里再次被变成商品后，因了它们的价格高低贵贱不同，也因虫主想从它们身上得到的欲求不一，它们又身分五等，有的成为盆中贵族、绅士，有的则沦为罐中的监犯囚徒。
小精灵有着自残性，一旦环境不适应，性情便变得乖戾。有的用头撞盆触罐，以求速死；有的牙噬已腿己腹，企盼玉楼赴召。凡有爱怜之心的真正虫迷无不晓得，这小精灵比大观园中的林黛玉还难伺候。
每到春夏之交，北京、济南的玩家们见面时总会问一声：“接雨水了没有？”在一问一答中，双方便知对方年内是否还玩虫儿。因小精灵惧怕自来水中的漂白粉，人们只能用房檐流下的雨水洗盆刷罐，只能让小虫啜饮无污染的井水。养虫若无老盆古罐，凡购得的新陶皿，须用各种中药材熬水反复煮烫洗刷。小乖乖之娇贵，还表现在它们怕烟，怕酒，怕油，忌醋，忌碱，忌盐，现代工业文明创造的化工产品，诸如香水、香皂、口红、眉笔、护肤液等所弥散的异味，皆能给小精灵致命一击。小乖乖冷了不行，热了也不行，它们对居室温度的要求，比当年的江青还要苛刻。另外，最惧怕阳光的小精灵还有洁癖，每周需沐浴一至两次，暗室中沐浴的澡水须用井水自不待说，且浴盆必须木制。
真正的虫家，在饲虫方面也特别讲究小乖乖的膳食结构。古谱云“七分虫三分养”现代人却站在营养学的高度，提出了“三分虫七分养”的新观念。行家们对小精灵所需营养结构，进行了程度不一的科学搭配，过去那种“南方米，北方饭”的饲养法已被淘汰。小乖乖所吃的食中，芝麻不可多，玉米、谷子不可少，除杂以黑豆、黄豆外，还要外加茯苓、丁豆、甘草、首乌、蒺藜、莲子、人参等。小精灵在早秋发育阶段，每周还得让它吃一至两次河虾或公鸡心。有条件的养主，还会以蟹腿内的蟹丝，鳗鱼背上的精肉，给小精灵换换口味儿
在大千世界中，总有一些或大或小的谜团扑朔迷离地摆在我们面前，令人大惑不解。但只要我们用心去洞察和思考，总能窥出个中的部分奥妙。
某些玩虫人，所以对小虫这样百般豢养、千般呵护、万般珍爱，我猜度大致可分三种情况。一是家境富裕且有闲暇的玩虫人，他们将小虫视为小宠物而关怀备至，这是热爱生命而“推己及虫”的爱心使然。二是养虫有癖的玩虫者，他们把观小虫相斗，视为比打扑克更带刺激的一种游乐。这些虫迷，胜者得意洋洋，败者脸贴纸条，顶多以几盒烟一瓶酒为押注，赢家开怀大乐，输家赧颜一笑。三为将小虫作为赌具，进行豪赌的赌徒。情况常常会是这样，那些价格愈是惊人的小虫，愈有可能成为赌徒们的造钞机。他们借助蟋蟀那微小的躯体，善斗的品格，去获取巨额的不义之款，去赚得血腥的利息
黄、毒、赌乃社会三大公害，世界上没有哪一位作家能写尽它们的罪恶。人一旦染上赌的恶习，便像狎妓一样着魔，吸毒一般上瘾。
小精灵成为豪赌者们的赌具后，人们就无法悬揣那隐藏在它身后的悲剧。赌徒们将渺茫的胜利寄托于小虫，吝啬的变得慷慨，稳重的变得浮躁，安分的变得贪婪，而命运之神却躲在一旁暗自冷笑，给赌徒们以无情的揶揄。
北京已进耄耋之岁的老玩家，莫不知悉清末民初“来大爷”因斗蟋而败家的故事。
“来大爷”名来幼和，曾住京城交道口圆恩寺处的一府第中。来家本是粤海豪富，在京城开着几家当铺，家资万贯，金玉满堂。来家食则山馐海错，穿则锦衣轻裘，出则驷马高车，动则呼奴唤婢。至来幼和这一代时，家中还雇有专司畜养蛐蛐和蝈蝈的虫师。来幼和吃喝嫖赌，无一不染，尤沉湎于斗蟋豪赌。十余年下来，来家的产业荡尽一空，曾被称作“来大爷”的来幼和，沦为小饭铺的佣工，像武大郎一般，当炉烙烧饼叫卖。最终流浪街头，落魄而亡。
民国初年，济南历城有两户财主，曾是地界相邻，田亩相挨。两财主每届秋高气爽时，便在毗连的地垄边的树阴下作斗蟋之戏。初时，两人以一垄地作为赌注，甲财主先是一垄一垄地赢；博局一开，乙财主越输越红眼，便一亩一亩地赌，仍是赢少输多；输家气急败坏，便十亩、二十亩地下注。两个秋天下来，乙地主的数顷良田尽归于甲。甲地主见不费吹灰之力，仅用蛐蛐的小口便咬出大片沃田，遂赌胆包天，竟提上几只上品虫，与济南府中的斗蟋高手相搏。乡下土财主哪是城中蟋坛老斗家的敌手！一个斗季下来，甲财主同乙财主一样，也难有湖口之田了
人一旦走进赌场，就如同跨进地狱之门。赌场如同魔鬼的陷阱，只要赌者置身其间，必会愈陷愈深，从跃跃欲试到欲罢不能再到鬼迷心窍，直至走向人生最后的沉沦。
民国时的上海，有洪某耽于蟋赌着疯着魔，竟日忘归。洪某从父辈那里继承下一大笔遗产，且有花园洋房一幢。洪某自幼游手好闲，终日与一些花花公子以蟋赌为乐。洪某自恃家中堆金积玉，在下赌注时，常是一掷便是千块“袁大头”然而，洪某斗虫仅为“小儿科”辈，常是每赌必输。至解放前夕，父传的家产几被他输尽，惟三百多只畜蟋老盆及十余部虫谱完好无损。
“文革”初期，红卫兵抄家抄得天翻地覆，洪某预感大事不妙。在其家被抄的前一天夜里，他竟神差鬼使地将老盆及虫谱转移于昔年的老佣人家中。
80年代初，斗蟋之戏再演沪上。洪某年已望八，手脚不便，老眼昏花，但对蟋事仍念兹系兹。他自知亲自上阵去蟋赌难有作为，便寄厚望于儿子。洪某常给儿子“痛说斗蟋家史”并一再讲述新盆难养好虫，老盆及虫谱躲过“文革”大劫之不易，并敦促儿子潜心研读虫谱，好在博局上大展“经纶”以洗昔年家耻。每届8月，洪氏父子四处寻虫，直至三百多只老盆里都装有蟋蟀。
下棋觅高手，弄斧到班门。1997年10月上旬，洪某见其子斗蟋已入得“法门”便亲督儿子与玩虫奸诈而闻名的“小胡子”去交搏。一日，摆下博局，每局赌金为1万元。双方派遣的斗虫均从宁阳购得。刁钻的“小胡子”以自己的下品对洪家的上品，以中品对下品，以上品对中品，结果因布兵摆阵有方，首局先赢。但洪家父子赧颜一笑，并不气馁。于是博局再开，洪家押以重金。洪某父子取出宁阳超品“银线乌青”去战“小胡子”的“红牙青”年迈的洪某心中窃喜，觉得“小胡子”太嫩。谁知，两虫相交，洪家的超品虫的触须竟然微微发抖，虫身也打着激灵，不战而退
八十高龄的洪某，一眼便判断出“小胡子”之虫是喂过海洛因的“药虫”便恶火攻心，訇然倒地。待儿子将洪某送进医院，经抢救方保一命。因突发脑溢血，洪某偏瘫在家，几近成了植物人
香饵之下，必有死鱼。当蟋赌中的幸运者面对飞絮般的钞票倏然而来时，也常常会窃喜的笑容尚未逝去，悲苦的泪水又倏地注满心田。
上海有绰号“金六”者，曾用一只宁阳虫一口为其叼来过65万元。靠赌蟋发迹的他，也曾开起大小11座饭馆。近两年却不见他来宁阳选虫、买虫了。宁阳的知情者经过打听，方知“金六”于去岁秋的蟋赌中厄运降临，竟将他的饭馆输得一家末剩
上海某厂工人大a，粗壮高大，下岗后无所事事，便玩起虫来。大a之妻虽三十有六，仍容貌秀丽，肌肤似雪，美艳动人。”96年秋，在上海民间组织的蟋蟀擂台赛中，大a所持之虫，力挫群雄夺冠，获得奖金200旧元。大赛中，上海一虫迷老b，是年过半百的大款。他见大a之妻风韵天然，便暗暗打起主意。老b先是吹捧大a斗虫之技如何高超，使大a飘飘欲仙；继而又将大a拉进博局，与一杭州赌徒进行蟋赌，使大a连连获胜，钱袋鼓鼓。老b见大a已入彀，又引逗大a尽遣所持之虫与上海一些老赌手交兵。结果大a不仅将所赢之钱输个精光，还欠下了老b两万元的债务。屡试屡踬、屡战屡败的大a急得抓耳挠腮，只得四处讨觅名虫，精心伺候。他见妻仍每日描眉画黛，怕异味影响小虫，见了妻子的化妆品就扔。为此，夫妻俩经常鸡扑鹅斗。老b乘虚而入，约大a狂饮。当大a喝得天旋地转时，老b索要欠款及利息。身无分文的大a，央求来秋赢钱还债。老b执意不应，提出钱不还可以，但必须把其妻借与他用用。大a气极返家，将老b之语尽告其妻。其妻听罢，非但没有懊恼，反而淡淡一笑。实际上，大a之妻与大款老b早已眉来眼去。这时，大a之妻便顺手拿起早已装好的衣物，投奔老b而去
世间的喜剧有时不需金钱也能产生，但世上的悲剧大半是金钱的魔杖在导演。如果说，这些两人或数人相赌的蟋局，仅能使几家数人进入悲剧的幕帷；那么聚众大赌的蟋局，不仅会给更多的家庭降下泼天大难，而且还会危及社会安定。
任何科学的发明，都有它的“两面像”它能实现人们的幻想，也能撕碎人们的幻想；它在播撒美丽的同时，也在诱发着丑陋。微机、网络等等，就是如此。
昔年赌徒们聚众斗蟋，对小小斗栅内的虫搏，只有虫主及一位执事(即裁判)能亲睹输赢。赌额下得大的赌家，也仅是坐在斗厅，听执事报告战况。那些站在厅外随彩的小赌户，只能从唱战者口中一传十、十传百地得悉小小斗栅里的战果。而彩电的发明、斗栅内战况的直播，足可使厅内厅外的随彩者，同步看到斗栅里的两虫交斗的每一个经过极度放大了的细节。胜虫一鸣，便知自己的输赢。这种现代传媒手段，能使随彩者感到蟋赌的“公开、公平、公正”能大大提高了蟋赌的诱惑性和刺激性，也更能招徕赌者，更加刺激某些人一夜暴富的欲望。
1998年10月的一天深夜，上海某宾馆四层楼的大厅里，蟋局正开得火火爆爆。以前，随彩者进门费底价1万元，时巳增至5万元。当警察将这蟋局包围时，赌徒们惊恐万状，慌不择逃。其中有蟋赌前科者6人，怕再入囚室，纷纷从四楼破窗而跳，结果死二伤四
在上海，近些年每年破获的蟋赌案竟达一百多起，且有逐年上升的趋势。而津、京、杭、济等一些城市，蟋赌案也屡屡发生。1999年秋，在济南三环路外的一家大酒店里，赌蟋者发生口角，众赌徒抽刀相向，刺得鲜血淋漓，致使数人重伤
邪恶是对人类美好愿望的一种否定。蟋赌案的连连发生，使得某些媒体将本是“人间欢乐小天使”的蟋蟀，视为酿造悲剧、闹剧、惨剧的祸根，有的甚至呼吁取缔民间的斗蟋活动。
然而，我常常发问：小虫何罪之有！这正如江苏省民间促织研究会一副会长所言：“菜刀是用来切菜的，有人拿它去杀人，我们不能对卖菜刀者兴师问罪。”
七
玩虫人用于两蟋交搏的斗栅，昔年多为陶制之盆，今多是有机玻璃所做。一般长20厘米，宽12厘米，高10厘米，其空间大小还抵不上山野村姑用的梳头匣子，可谓方寸之地摆战场。作为战场，它仅容得下古时窈窕淑女的三寸金莲，却横不开赳赳武夫的尺长刺刀。然而这小小斗栅里，却能贮满人的多种欲望和情感。它能使孤注一掷的赌徒，或一夕暴富，得意忘形，或一日败家，噬脐莫及；它在给众多虫迷带来感官刺激的同时，也能使当今某些“大哥大”、“大姐大”的表现欲、竞争欲、虚荣心等得以无所顾忌地宣泄。
宁阳县蟋蟀研究会驻会理事长王际云先生，以教授民间舞蹈及乐器见长，曾任县文化馆研究室主任。王氏自幼钟情蟋事，却从不想从小精灵身上求田问舍，因“虫”假私。近年来，白发皤然的王老先生，有三种编著的蟋书行世。在由上海科技出版社刊印的其斗蟋一书中，尽收了王氏十数年来珍藏的各种名虫的彩照及两虫交口时的彩图。王氏在研磨古谱的基础上，对两虫斗口的口法，也一一在书中的彩图下做了形象的诠释。
我再次惊叹本来没有呼吸没有知觉的单个方块汉字，一经学人组合，竟变得那般活蹦乱跳，绘影绘神。仅两虫相斗交口时的口法，古今蟋人竟命名了近三十种。
两虫相遇，斗口连连，快如鸡啄米，转眼几十口，猛虫将敌手咬得手忙脚乱，不能应口而败阵，称日“啄口”；两虫相咬，不分上下，双方均不敢贸然出口，像摔跤人相互围转，旋如推磨，谓之“磨盘口”；两虫搭牙，合口之间，一虫用牙将对方掀向一旁，甚至甩出栅外，叫作“挑口”；两虫交口，一虫咬敌虫之牙，双腿蹬地跃起，在半空中扭撕扯拉敌虫，称日“飞叨”；两虫牙接，一虫钳住对方牙齿，用力左右摇摆、摔打，把敌虫咬伤摔残，谓之“摇口”；两虫相逢，一虫咬住对方，猛一抬头，用牙将敌虫高举过顶，同时提、拉、钳并用，叫作“霸王举鼎”
小小斗栅内的小战场，虽没有古战场那种驱坚策肥、鼓鸣旌飘，矢石如雨、刀光剑影的壮观，但却不乏拼斗的惨烈，厮杀的悲壮，鏖战的血腥。对于躯体内含有“好斗基因”的人类来说，观两虫交战，随着“得胜将军”的鸣唱奏凯，会令人产生凌云直上的愉悦，登高一呼的心醉，甚至还会让人发出“人生能有几回搏”的感慨。
前两年，杭州一女郎闻得王际云对蟋事研究颇有造诣，每岁秋总是乘宝马车至宁阳，拜谒际云先生。这位杭州女子，体态袅娜，面容姣好，周身充溢着江浙美女的妩媚与清雅。她虽年仅二十四五岁，却因在生意场上游刃有余而成了“千万富姐”每见到际云先生，这杭州女总是让助手递上一张50万元的现金支票，让际云先生帮她选觅名虫。声言她买好虫，决非用于赌场，她每年都要赞助杭州几位与她熟悉的虫迷一笔款子，民间组织公开会斗时，她仅是现场观斗，一饱眼福。际云先生不是见利忘义之人，他深知在名虫产地宁阳，能卖得上万元一只的蛐蛐并不多见，便为这杭州女子介绍了当地几位捕虫高手，让他们帮其捕捉好虫
这杭州女郎常与际云先生谈及蟋事。每当谈到她资助的虫迷在会斗中如何取胜时，她那白若凝脂的脸上浅浅的酒窝里也溢满了笑意。际云由此推断：此女玩虫，纯为取乐。
世界上最高明的外科医生也难以解剖美女的心思，就连弗洛伊德那样的哲人恐也难准确判断丽人的心理。我猜度，这位“千万富姐”觅蟋不摆赌局是真，但是否还有更高层面的情感需求。抑或是她在一些“奶油小生”身上寻不到大丈夫的气概，却从这小虫身上获得了某种精神的满足；抑或她本是一外柔内刚之女子，想从勇猛的小精灵身上，捕捉雄性的元气、勇气与志气，以使她在激烈如战场的商海中，高扬商帆，再图大举
讲排场，爱面子是一种极具普遍性的社会意识行为。除精神病人和植物人，概莫能外。国内外一些文学巨匠，早巳把人的虚荣心刻画得入木三分。
斗蟋之戏，从兴起那日起，便成了国人中某些玩家们展示虚荣心的一个窗口。
民国时期，津门的寓公遗老在参加蟋局时，常乘坐四人抬的雕花镶玉的太师椅，由家丁前呼后拥，招摇过市；他们装蟋罐蟀盆用的红木大圆盒也满身珠光宝气。主人进得斗局，在斗厅两侧的华室内，朝烟榻上一躺，就云里雾里，并不把斗厅里的胜负放在心上，赢了算是意外小钱，输千把两银子也不在乎，要的是这种派头至于斯时京都中的巨卿军棍、财阀寡头在坐庄斗蟋以及拜祭虫王时的摆阔程度，更胜津门一筹。
当今的文学作品，比起万花筒般的社会现实，总显得黯然失色。诚如歌德所言：“现实比我的天才更富有天才。”
一位真正的虫迷，向我讲述了一则当代大款斗蟋摆阔的轶闻，惊得我口舌打结，半晌无语。
上海一资产逾亿的民营老板，与外地一资产相当的豪富，相约在一黄道吉日，于杭州某大宾馆举行两虫相斗，并言定只重友谊，不下赌注，一局分胜负。
这沪上老板从宁阳买得一只“红头金翅”虫王，已试斗六场，连战皆捷。从沪上出发那天，民营老板偕其女秘，操芡手及扈从等一行十数人，分乘六辆顶级豪华轿车，护送“红头金翅”赴杭。这老板知雄蟋喜“一夫多妾”早已让手下人在雌蟋中，精择了5位“美媛丽姝”让红头金翅在决斗前随时“采阴补阳”老板焉能亲自上阵，他的操芡手，乃月薪3万元雇得，并许诺赢后再付重金。此操芡者乃“蟋林”高手，操芡时“诱、提、掺、抹、挽、挑、换、带、上锋牵、下锋牵”等十八般芡法，莫不心手相应，神乎其技
为一只小虫，如此兴师动众，大摆派头，这与当年“蟋蟀皇帝”宣德为得胜之虫“披花游宫”可堪伯仲，异曲同工，也可足令民国时期京都津门的阔佬权贵斗蟋摆阔的场面相形见绌。当今绿茵场上最负盛名的罗纳尔多，拳击场上头号拳王泰森，出场比赛时，也决没有这种阔气，这种派头
如今体育比赛项目中的举重、拳击，级别。斗蟋比赛，自明清以来，也是按雄蟋的体重来进行竞争的。因小精灵体重太轻，只得用“毫戥秤”来称其重量。斗蟋是以“厘”作为最大计重单位的(100厘等于按16两计斤的老秤的一钱)，八厘蟋即称得上重量级选手了。
赌博的精义，就是人瘠我肥。有的赌徒为在那瞬息悲欢，倏忽成败的博局上追逐运气，常在小精灵的体重上用尽残忍。为减轻小虫体重所采取的种种手段，行话统称为“笼形”在开斗前一天，有的虫主仅让斗虫食半饱并绝水，可使虫重下降一厘。斗蟋在饥不择食时有时会吞食同类，赌徒这样做的目的，既可减轻小虫重量，又使小虫在交斗时如饿虎扑食。有的虫主，还把斗虫从老盆换入干燥的新盆中，投进于燥剂，并用纸张裹严投入木箱，一囚禁便是半天，使喜欢潮湿的小虫体重锐减。还有些赌徒，在赌斗前，把虫罐放进80c高温的热容器中，进行热处理，使虫体脱水而减重。这时虫罐内的温度，比当今的桑拿浴室还要高出许多，人在这种温度里会身热如焚，怕冷怕热的小天使哪堪受得了这种折磨，它们辄是从“热囚”里放出搏斗一场，即魂归西天
任何伪装都抵不过真实。赌徒们往日那种百般豢养、千般呵护、万般珍爱小虫的面纱，此时已被金钱的欲火烧得一丝不挂！
还有的赌徒在两虫两斗时施尽了阴险。有的在芡草上抹上蝇血，以血腥味儿刺激小虫的斗性；更有甚者，有人竟将当今体育比赛中厉禁的兴奋剂也使用到小虫身上；最不可忍者，是将毒药抹在小虫牙上，让小虫在毒咬敌手制胜后，自身也很快消亡
古谱中有“小不斗大，嫩不斗老，长不斗阔，薄不斗厚，有病不斗寻常”等十二不斗的戒律，古人还从斗蟋身上发现了“鸣不失时是其信，败则不鸣知耻辱”等虫之“五德”可当今某些看似道貌岸然的赌徒，竟变得那般凶残如狼，狡黠似狐。这不能不使人发出泰戈尔在飞鸟集中那样的哀叹：“当人是兽时，他比兽更坏。”
斗场上发生的种种丑恶现象，引起全国各地“蟋协”的高度重视。在组织蟋蟀会斗时“蟋协”将各代表队的斗蟋集中起来，统一喂养五至七日再进行比赛。发现有问题者，除禁赛外，并当即取消其会员资格。
中国是个向以“食文化”著称于世界的国度。但近些年的“食文化”里，却被某些人掺杂了暴殄天物的血腥味儿。在泛及全国的吃喝风中，有人以吃过豹肉、金雕、山龟、穿山甲及蓝、绿孔雀等，作为向他人炫耀的一种资本。在南方某些号称“野味”的餐馆旁，有的甚至还辟有专让食客吃的“动物园”那顽皮可爱的猴子，被人塞进有圆洞的餐桌，露出当场被剃光的猴头，铁锤一敲，猴头洞开，食客用匙勺舀着热乎乎、白花花的猴脑放进酒杯悠悠品尝；那花纹斑斓的鹿麂，被人用抽血管刺进动脉，红殷殷一时不会凝固的鹿血倒进杯盏，供酒徒滋阴壮阳；更令人惨不忍睹的是，那憨态可掬的小熊，被人用利斧砍掉一前掌时，便吱哇乱叫着把另一前掌紧紧藏匿于背后所谓“人之初，性本善”的人的天性，此时已被人的原罪大大玷污了。
遍野呜叫满坡腾跃的小蟋蟀，不属稀有保护动物。但当人们得知蟋蟀是治疗癌症、肝硬化等病的良药时，南方某些宾馆里又以炸炒蟋蟀，作为一种“食尚”再加上玩虫之风席卷全国，致使京、沪许多老字号的中药房里，那曾货源充足的“中华蟋蟀”已陷入断档
八
2001年仲秋，在宁阳举办的全国第四届“中华蟋蟀友谊大赛”开幕前夕，我第三次踏上了这片乐土福地。
捕虫、养虫、卖虫、买虫，是斗虫的“序幕”近些年，这序幕一拉开，全国各地的十万弄虫大军便涌进宁阳，整个宁阳早已是轮毂相接，肩臂相摩，丝竹管弦，风雷鼓板，热闹得“舞袖飘金谷”“游鱼亦翻荡”如今的三秋，也早已成了宁阳人比春节还要红火还要长久的“秋节”而这全国性的斗蟋大赛一启幕，便将这秋节推向了高xdx潮。
大赛开幕这天，装扮一新的古城宁阳，街街花团锦簇，巷巷披红挂彩。
多年来，宁阳一直注重自然环境保护。县境西部的神童山，早就被定为省级森林公园；山下那20万亩百年大枣林盛产的大枣，也被国家卫生部定为“保健食品”；宁阳农作物制种业十分发达，仅其黄瓜种的销售量已占全国的大半壁江山。面对来自国内外的几十家媒体，聪明的宁阳人自然不会错过在全国蟋蟀大赛中，宣传其经济优势的机会。于是“宁阳种子种天下，宁阳大枣誉四方，宁阳蟋蟀霸五洲”的巨幅标语，横街垂楼，举目皆是。盛大的斗蟋开幕式，在县城中心的人民剧院前的广场上举行。四面直径长达四米的擂鼓，各有六名鼓手敲击，三十八面鼙鼓，同时擂动，丝桐唢呐，间或吹弹，共奏一曲由县文化局组织创作的蟋都雄风。伴随着撼天酥地的鼓声，旱船、腰鼓、狮子队，有光有声有色，耍舞得酣畅淋漓。
最令人动情的是孩童们表演的蛐蛐舞了。广场上，百名身着长袖彩衣的少男少女，组成了金谷起伏、玉茭叠浪的秋野。百对男女稚童扮作蛐蛐，他们头顶上那金灿灿的蟋须，摇动着幼童的烂熳，脊背上那亮晶晶的蟀翅，驮载着稚童的天真。在这黄绿错综、红蓝相间的“秋野”里，百对“蛐蛐”时而腾跃，时而追逐，时而戏耍，时而搏斗
随着百对孩童这惟妙惟肖的仿蟋表演，会场不时歆动，观者心中似有一条欢乐的小河在流淌
来自全国的32支蟋队，经3天90局的激烈角逐，在冠亚军争夺时，已成为宁阳虫对宁阳虫的表演。
宁阳虫的战绩再次证明，它们不仅是山东“蟋蟀王国”里的“御林军”更是中国浩浩蟋族中的“常胜将军”
大赛结束后，我造访了昔年宁阳惟一的捕虫世家“王氏”第三代传人王学谦。
在近十年宁阳兴起的捕虫、卖虫热中，身有辨虫捕虫绝技的王学谦，竟金盆洗手，没捕卖过一只蛐蛐。这位年近花甲，已退休的电气焊工，仍体健步捷，在家专事养兔。其祖传辨蟋秘诀，既不传儿孙，亦不示外人。我问他目下蟋情逐年见长、为何不重操旧业时，他憨厚地一笑道，其爷爷临终前留下遗言，说蛐蛐与人一样，也是有灵性的。只要温饱有着，就不要再去捕捉
这位老捕蟋者还说，玩蛐蛐只观其斗而不赌方不失其雅，听蛐蛐鸣唱，才是玩蟋人的至高境界。
王学谦的这番话语，引起我绵绵的思绪。
由于农药已成.了各种鸣虫的“催命符”“除草剂”也成了蛐蛐的“断肠砂”再加上人们对蟋蟀的狂捕乱捉，已使“欢乐小天使”的生存环境日益恶化，生存空间愈来愈小。古谱上记载的德州名虫墨牙黄、保定名虫竹节须等，皆巳绝迹多年。北京的老玩虫人无不知晓，昔年北京西北郊的苏家坨、东北郊的回龙观，所出的蛐蛐又大又好，所产蝈蝈的鸣声既响且脆。然而眼下，苏家坨的田野里，已无蟋跳蝈唱，而商楼林立的回龙观一带，水泥木板组成的楼房里，只能生传播疾病的蟑螂而不生小精灵蛐蛐了。
蟋蟀在西方某些国家的神话中是一种吉祥物。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在“蟋蟀”词条中这样写道：“有蟋蟀存在就等于好运和智慧，伤害蟋蟀便带来不幸。”宁阳的父老兄弟们，蟋蟀既是你们的“小财神”也是你们芬芳土地的“保护神”千万要百倍地珍爱它们——
因为每一种生命都有它的春天和秋天，都有它独特的生存价值。上苍即使创造一朵小花，也得需要千万载之功
作者附记：
吾孤陋寡闻，只知世界上有市花、国花，而未尝得悉哪市哪国有市虫、国虫。拙作篇名“国虫”乃笔者一人之谵语耳。
我所以将蟋蟀称作“国虫”一是蟋蟀文化在中国源远流长，二乃自然界之昆虫凡几百万种，却未见何种虫豸似蛐蛐，与国人情缘竟如此深广，将其称作“神州第一虫”想不为过。
冠以市花、国花之花卉，须经市民、国民郑重公推。而不若时下遴选名模，经泳装、日装、晚装等诸项表演后，仅有十数评委打分计票，便可产生。
世人常将所在单位之漂亮女子，谓之校花、厂花，此并非其所在单位票选，只是人们窃语而定。我将蟋蚌称作“国虫”连“窃语程序”也未走，更显荒唐也。
孩提时，我曾捕蝉于响杨亮柳，烧豆于旷野山坞，偶作斗蛩之戏，梦回常蟋唱聒耳。然投身军旅后，再未做此等游戏。今我五十又五，每忆儿时，辄嗟童梦难追。我将蟋蟀称作“国虫”无非觉得它之鸣唱，委实动听怡人。
写此文时，我小住故宫后某部招待所，笔耕疲惫，常沿街彳亍。一日午饭后，刚至北海东门，耳畔有虫鸣之声不息，乃喜难自禁。趋前观之，虫鸣之声，却是从货摊之玩具内传出。玩具状若花生果，长三寸许，壳乃树脂做成。壳中或装蛐蛐，或盛蝈蝈，鸣虫皆为铜片所制，虫鸣之声采用感光技术、由蜂呜器发出，壳盖开之虫则鸣，闭之声则哑。我购得几只，放诸床头，然此人工技巧之物，鸣声板滞单调，绝无秋野月夜虫呜的天籁之音。
大自然的鸟鸣虫唱，能将人类生命中的一些痛苦的音符清除。明代袁宏道笔下之京都“家家皆养促织”的鸣声早巳不再，岂不悲哉！
我想，即使从保护蟋蟀这“天才歌手”的角度而言，称其“国虫”尚不会引起读者诸君之非议。
古人云“王顾左右而言他”又曰“横看成岭侧成峰”相信有读者看罢拙作，或许还能为我列出几条称蟋蟀为“国虫”的缘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