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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的老师很多，但给我印象深的有个性有独特的却不多。要诉诸成文给他写点片言只语的更是凤毛麟角。可张仲篪老师在我的眼里却是个例外。
他是地主家庭的儿子。这在刚解放了中国，就是沉重的十字架。1957年那年，他在四川师范学院刚毕业。本已经考取了北师大的研究生。但上天就是跟他开了一个莫大的玩笑。一场铺天盖地的政治运动把他打入人生的低谷。“右派分子”的帽子轻轻松松的落在了他的头上。初中生都摆脱不了这个厄运，何况他还是正儿八经的大学生！他被分配到南充市一所高中任教。“右派分子”的帽子如影随形，它是痛苦的紧箍咒，它是思想的铁枷锁，它是不幸的恶疾疮。他幸福的天平从此倾向倒霉的渊薮。他的妻子被迫与他离婚。在清理阶级队伍的岁月，他黯然的离开了南充，失去了工作，与一双幼小的儿女洒泪离别。回到他的原籍——四川偏远穷困的西南边陲——合江县两河乡桥板村。
回到闭塞的穷乡僻壤。每当夜深人静，皓月当空。他在大学，在南充的美好岁月一幕幕涌上心头。常常令他彻夜难眠。他只有用他那美妙多情的诗行来表达他的心迹。“荷花池畔携妻游，碧水涟漪荡小舟。胡蝶双飞花里笑，空留倩影几多愁。”“当年走马赴蓉城，大学攻书师院楼。伴侣歌吟窗月下，喜生儿女放歌喉。”他离开南充的痛楚只有他自己知道。“空怀美梦月儿圆，家破妻离热泪连。”想想四年美好的大学时光。期间还曾到二野军大高级军官学校培训。那时的张老师心想前途一片光明灿烂，如诗如画，飞黄腾达。可是短短几年时间，物是人非，乾坤颠倒。孤苦伶仃的他回到凶险的故土。
一回合江就到农科所报到，集中到笔架山脚下劳动改造。1000多个男男女女“右派分子”全集中在那儿。他们多是些满腹经纶，恃才放旷，傲视睥睨的学人。劳动能改造他们的身，却不能改变他们的心。骨子里的傲骨依旧！拿惯笔杆的手来拿锄头，除了满脸的无奈冤屈，就只有时光来消磨他们的青春和意志。消磨他们的棱角和锋芒。除此而外就是莫名的失落，痛楚，无助和忧伤，或许也有些许麻木。
张老师回到他的故土。与农民一起劳动改造。还要再加上一条，不准乱说乱动。出外还要请示批准。六七十年代的他吃尽了数不胜数的苦头。出工迟到，开会迟到，或者说话漏嘴，还有假如有贫下中农看不顺眼。轻则训斥一顿，大会公开检讨，重则在田边土壁罚跪，一跪就是大半天。农村大小领导的呵斥谩骂，家常便饭；贫下中农的指桑骂槐，不足为奇。就连几岁孩童也不把张老师当人看。开口“打倒右派分子”闭口“打倒右派分子”在以贫穷为光荣以无知为幸福以专横为炫耀的风雨如磐的日子里，张老师的厄运可想而知。
有一年到寒冬腊月的二十三了，张老师的生产队就是不分一颗谷子跟他。两千多斤的吊命谷子生产队长竟一斤也不想给。一家五个人的生活在半空中悬着。生产队要张老师把一块四亩多的田犁耙完后才给，张老师无法，只好冒着冰冷刺骨的田水，花了三四天的时间。直到腊月二十八才犁耙完，最后也只得到三十多斤谷子。一家人抱成一团，痛哭了一夜。那一年的除夕，成了他们一家人永远的伤痛。
今年已经八十岁高龄的张老师，谈起“反右”、“四清”、“破四旧，立四新”、“文革十年”无不动容，眼圈早已湿润。我都有点不忍心又把他带入那不堪回首的岁月。他说：
“我在那几年遭得惨的很。别的‘右派’一年才被捆打被批斗十几回。我一个月就要遭捆打批斗十几回。有时批斗还要跪在细瓦砾上。”“遭得惨”三个字是张老师跟我说的最多的。他说：
“一次我差点被整死了。我被那时的两河乡专案组成员手脚拿来捆起，嘴巴也被毛巾封住，吊起打了好半天，我都被打麻木了。后被装在一个麻布口袋头，吊在乡食堂内的一根横梁上。幸亏食堂炊事员陈建芳发现。跑去通知当时在两河乡任职的郑书记。他们才把我从横梁上解救下来，那时的我也奄奄一息，不醒人事。好一半天才苏醒过来。”他说：
“我比其他‘右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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