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青诗歌浅论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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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本文将从艾青的个人的命运和时代的大环境着眼考察，通过从各个不同角度、不同侧面的分析论述，以期来揭示艾青诗歌忧郁的爱的内涵、影响因素及其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继承与超越，并探讨忧郁和爱的内在关系，从而集中体现爱是其诗歌的内核和“诗魂”

    关键词：艾青的诗歌；忧郁；爱；忧郁的爱

    前言

    艾青，中国现代诗歌界推动一代诗风的巨匠，曾经被智利大诗人聂鲁达称之为“中国诗坛泰斗”艾青的一生是坎坷、曲折、多灾多难的。他生在地主家庭，却是吃了贫苦农妇（大叶荷）的乳汁长大的，地主家的“弃儿”成了“农民的儿子”诗人的这一悲苦出身使其从小就染上了“土色的忧郁”留法期间，经历了“精神上自由、物质上贫困的三年”流浪式的生活。一九三二年回国后，因组织“春地画展”以颠覆政府的罪名被捕入狱，又经历了“肉体囚禁与精神放逐的三年”囚徒生活。后来，艾青在我的创作生涯中回忆：“从我十九岁到二十五岁，是在流浪与监禁中度过的。”[1](p5)民族抗战期间，艾青更是辗转流离南北，为我们的民族痛苦忧思、奔走呐喊，这其中的况味恐怕也只有诗人自己才能够真正体会！就在诗人“我要为新的日子歌唱”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席卷而来，一九五七年，艾青被划为“右派”最初的日子还算平静，可是，一九六七年，在“文化大革命”中，诗人的家是首先遭到冲击的。此后，他沉默了达二十一年之久。“踏破荒原千里雪”那些在广漠的北大荒的日子，那些严寒封锁的“小西伯利亚”的岁月，诗人把所有的无法言说的苦痛都深深埋在沉默之中，直到一九七七年，诗人重返诗坛。艾青在我的创作生涯一文的结束语中说道：“从一九三二年发表会合开始，到今天已度过了半个多世纪了。真象穿过了一条漫长、黑暗而又潮湿的隧道，自己也不知道能不能活过来，现在总算过来了。”[2](p12)诗人坎坷不幸的人生经历，使得他各个时期的诗作都浸染着忧郁的感情色彩。艾青也自称是个“悲哀的诗人”曾多次讲“一生没有多少欢乐”“即使在最欢乐的时候也有悲酸”然而，艾青的苦难与忧郁是有着深层次的原因的。“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的深沉”（我爱这土地）他的忧郁表现出来给人的是一种悲壮与崇高之美，是一种“力”的展示和凸现。论文通过对艾青诗歌的梳理和深层面的分析将从以下三方面对艾青诗中“忧郁的爱”的主题进行论述。

    一、欧罗巴的芦笛倾诉浪子心曲

    一九三二年，艾青在北斗上发表第一首诗会合，署名“莪伽”这首诗的正式发表对诗人是一个很大的促进，以致他后来回忆起这件事时，不无感慨地说：“想不到居然发表了。这件小事，却使我开始从美术向文学转移，最后献身文学。”[3](p309)就在同年，艾青加入了“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因组织“春地画展”七月身陷囹圄。由于监狱中失去了绘画的物质条件，身体和精神备受摧残的他于是自然而然地接近了诗歌。他说：“决定我从绘画转变到诗，使母鸡下起鸭蛋的关键，是监狱生活。我借诗思考，回忆，控诉，抗议诗成了我的信念、我的鼓舞力量、我的世界观的直率的回声。”[4](p3)诗人拿起从“彩色的欧罗巴”带回的“芦笛”倾诉着自我的心声，许多个不眠的夜，借着监牢“这唯一的窗”外的光，在拍纸簿上写着诗句，写着自我愁苦的、抑郁的、不安的心绪，写着对黑暗的世界与不公世道的诅咒，写着对饱受压迫和苦难的劳动者与一切不幸者的同情、礼赞和热爱，写着对欧罗巴的最真挚的回忆，表达他对自由的渴望，对光明的向往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但诗中大都笼罩上忧郁的云翳，诗中的抒情基调是忧郁的。

    早期的生活经历使得艾青在性格和气质上就变得很忧郁。正如他自己所说：“奶娘家那种苦难生活带来的忧郁，常年熏染着我这颗少年的心；而地主父亲家所横加的欺辱，点起我一股反抗的怒火，在我胸怀里熊熊燃烧。所以我自小就沉默寡言。”[5](p52)艾青五岁的时候，被父母从大堰（叶）河家里领走，在一种“冷漠，被歧视的空气”里长大，这使得他在性格上变得忧郁的同时，也由此滋生了他强烈的叛逆情绪，他觉得自己是个“弃儿”他“想着那闪着强烈的光芒的海港”他只希望早点离开那个家，去追求自己彩色的梦想。

    在离开了那衰败、贫穷、落后的村庄之后，在陌生国度的大都市里，艾青言道：“我的快乐和悲哀，/都同样地感到单调而又孤独！/象唯一的骆驼，/在无限风飘的沙漠中，/寂寞地寂寞地跨过”（马赛）。艾青忘不了那个好像酩酊大醉的法国人踉踉跄跄地走过来向他喊道：“喂！中国人，你们的国家都快亡了，你还在这儿画画！”艾青在我的创作生涯中说这句话“好象在我的脸上打了一个耳光。”[6](p2)置身于淫荡、疯狂、怪异、陌生的资本主义文明世界之中，沿着塞纳河畔游走，触发了诗人浪迹异国他乡游子的漂泊之情：“昨夜锣鼓冬冬的梦里”他想起“生我的村庄的广场上，跨过江南和江北的游艺者手里的那方凄艳的红布”仰视高大的埃菲尔铁塔，引起“我惆怅着远方童年的记忆”俯观“画着广告的小艇”唤出“我这浪客的回想”塞纳河畔的一景一物，都引起“他新奇的忻喜”和“新奇的忧郁”因而，诗人最后只能发出这样的心声：“在最古旧的世界上/唱一支锵锵的歌，/这歌里/以溅血的震颤祈祷着：/愿这片暗绿的大地/将是一切流浪者们的王国。”画者的行吟中的画者其实就是诗人自身，在异国他乡的留学并没有减轻他忧郁的心怀反而在漂泊中更加深了诗人忧郁的情感。一九三三年，艾青在上海的狱中完成了其成名作大堰河——我的保姆，发表时第一次使用笔名“艾青”这是一首带有“自传性质”的感人肺腑的诗篇，诗中以悲惋的笔触写道：“同着四十几年的人世生活的凌侮，/同着数不尽的奴隶的凄苦，/同着四块钱的棺材和几束稻草，/同着几尺长方的埋棺材的土地，/同着一手把的纸钱的灰，/大堰河，她含泪的去了。”大堰（叶）河是一个如泥土一样平凡、朴素的农村妇女，他勤劳、善良、纯朴、坚强，她深爱着他的乳儿，用她“厚大的手掌把我抱在怀里，抚摸我”用她甘甜的乳汁和无私的爱哺育了艾青，她希望“吃着她的乳儿的婚酒，/坐在辉煌的结彩的堂上，/而她娇美的媳妇亲切的叫她‘婆婆’”然而“在她梦没有做醒的时候已死了”就是这样一个不图报答、仁慈宽厚的母亲，饱尝人世种种的悲苦和磨难，而在她死去的时候，却是遭受着如此的凄凉与悲惨的待遇。这首呈给“紫色的灵魂”的赞美诗，满含忧郁愤懑地“写着给予这不公世界的咒语”而艾青发表的第一首诗会合也是烙上悲伤的印迹的，诗中写道：“每个/挺直或弯着的身体的后面/画出每个深暗的悲哀的身影。”尽管诗人描绘了“世界反帝大同盟东方部”的青年们“燃烧着”的心，可这并不能掩盖的了他们苦恼的思绪，忧郁的目光。艾青的诗篇正如他的生命一样，起初就沉浸在一种忧郁质的情感海洋之中，诗人用一种忧虑忧郁的目光去关照现实和人生。

    不仅如此，由于艾青是在“九一八”、“一二八”两个事变之后走上诗坛的，诗人创作伊始就倾向于把个人命运的悲苦与现实的苦难相融合，倾向于把他忧郁的心紧贴在灰暗、荒凉、颓败的国土上。“黑的河流，黑的天，/在黑与黑之间，/疏的，密的，/无千万的灯光，/看吧，那边是：/永远在挣扎的人间。”（那边）在老人这首短诗中诗人塑造了一个饱受贫苦生活煎熬的老人形象“饥饿的颜色/染上了他一切的语言。”艾青在面对“芦笛也是禁物”的黑暗现实，狱中的他傲然不屈地写道：“但我要发誓——对于芦笛，/为了是在痛苦的被辱着，/我将像一七八九年似的/向灼肉的火焰里伸进我的手去！/在它出来的日子，/将吹送出/对于凌侮过它的世界的/毁灭的咒诅的歌。”事实上在以后多艰的人生道路上诗人正是严守着其誓言去做。诗人狱中作大堰河——我的保姆一诗，唱出了对不公世道咒诅的歌。其实，大堰河的悲剧并非她个人的悲剧，同时也是一个时代和社会的悲剧，大堰河的悲剧只是处于苦难中千千万万民众的一个典型的代表和缩影。“卖艺者”（卖艺者）的命运更是同样的悲惨。艾青在诗人论中发出这样的呼吁：“信任他们：/那些跛行者、盲人、残废了的/那些穷人、负债者以及乞丐/信任一切不幸者，只有他们对世界怀有希望，对人怀有梦想。”生活在时代苦难里的下层民众和弱势群体在诗人的世界里得到了应有尊重和关注。诗人是在一种不自觉的状态下完成了个人身世的不幸与时代现实苦难的融合，尽管其早期的诗作中抒发的大都还是“小我”的一种漂泊无依的心曲，然而，这种漂泊的情愫已在浪迹中在“大我”中找到了精神家园式的归依，诗人沉重的情感逐步与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和时代取得了思想感情上的契合直至达到共鸣。

    二、从嘶哑的歌喉到响亮的时代号角

    自从一颗漂泊的灵魂找到精神的归宿，艾青就坚定了更加忠贞的信念，把个人的忧戚悲苦融合在时代的大悲痛与大苦难里，担戴起替民众受难的责任。艾青认为：“属于这伟大和独特的时代的诗人，必须以最大的宽度献身给时代，领受迫害一样的自然，以自己的诚挚的心沉浸在万人的悲欢、憎爱与愿望当中。”[7](p47)他以为，作为一个诗人其神圣的使命应该是充分体验和表现时代的、社会的苦难，认清现实的悲剧与唤醒民众是作为一个诗人不可推卸的责任。艾青说：“我们是悲苦的种族之最悲苦的一代，多少年月积压下来的耻辱与愤恨，都将在我们这一代来清算。我们是担戴了历史的多重使命的。”[8](p164)艾青的诗作是“担戴了历史的多重使命的”始终是他那“伟大和独特时代”的产儿。他在诗与时代文中写道：“最伟大的诗人，永远是他所生活时代的最忠实的代言人；最高的艺术品，永远是产生它的时代的情感、风尚、趣味之最真实的纪录。”[9](p50)诗人以他全部的激情、火热的青春和整个生命去拥抱时代、歌唱时代，献身时代。艾青对于人民疾苦的关心、对于理想和光明的追求及其赤诚的爱国主义精神，始终贯穿于他的作品之中。这也正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民族忧患意识的体现，然而对此，艾青在继承的同时又有超越。诗人是受过欧洲文化熏陶的现代诗人，他的苦难意识中又渗透着西方文化对生命本体强烈的人文关怀的思想。这种种综合起来使得其在民族抗战的诗作中所表现出的忧郁的抒情风格更显庄严、深沉、博大而悲壮。

    艾青诗之根须是深置于时代的土壤里的，看到“披上了土色忧郁”的村庄、山坡、河岸、颓垣与荒冢，诗人没法不忧郁，他的忧郁表现出他对现实比别人有更深一层次的思考，其忧郁来自于对“合着雾、雨、雪一起”占据了贫穷土地的深厚的热爱和对这土地上贫苦农民的深切关注。艾青从这贫穷、苦难、死亡的交织中看出了蕴藏在过久沉默中最终将要爆发的力量。这从煤的对话、死地等诗篇中就足见端倪。诗人热切地期望那熊熊的烈火能够尽早地燃烧起来。他期盼黎明、期待太阳、渴望春天，虽然这黎明前有沉沉黑暗的阻挠，太阳是“从远古的墓茔/从黑暗的年代/从人类死亡之流的那边”而来，春天“来自郊外的墓窟”

    “七七”事变爆发前夕，艾青写下了复活的土地，预感到：“我们的曾经死了的大地，/在明朗的天空下/已复活了！/——苦难也已成为记忆，/在它温热的胸膛里/重新漩流着的/将是战斗者的血液。”在此诗中，诗人是放上了中华民族抗日救国的“解放战争的预言”这“预言”在第二天就被证实了，芦沟桥边中国驻军第29军吉星文团奋起反抗的枪声叫出了全国人民复仇的欢快。

    然而，当抗战真的爆发时，艾青并没有像某些诗人一样沉湎在廉价的喜悦和激情涌动之中，艾青对于现实的敏感让他随即转入了忧思，他看到了战争中的阴影和危机“因为在战争到了危险的时候，国民党内投降派又主张和谈了。”[10](p5)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末的一个夜晚，诗人在武昌一间阴冷的屋子里“以悲哀的心情”写下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诗中写道：“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中国的苦痛与灾难/像这雪夜一样广阔而又漫长呀！/中国，/我的在没有灯光的晚上/所写的无力的诗句/能给你些许的温暖么？”这首感情真挚的长诗，浸透着诗人忧国忧民之思。一九三八年初，艾青离武汉而去山西临汾，奔驰于陇海沿线，在潼关、临潼、风陵等战线出入。所到之处，无不呈现凄惨的战乱之景，悲剧的社会现实使诗人的一颗忧郁的心更加忧郁，引起了他更深的寒冷的震颤。他说：“中国农村的亘古的阴郁与农民的没有终止的劳顿，连我自己也不愿意会如此深深地浸染上了土地的忧郁。”[11]“北方是悲哀的”（北方）“手推车/以唯一的轮子/发出使阴暗的天穹痉挛的尖音/穿过寒冷与静寂/从这一个山脚/到那一个山脚/彻响着/北国人民的悲哀”（手推车）。虽然这些诗作充满了忧郁的情感，但这忧郁已不属于诗人自己。艾青在诗论里说：“叫一个生活在这年代的忠实的灵魂不忧郁，这有如叫一个辗转在泥色的梦里的农夫不忧郁，是一样的属于天真的一种奢望。”[12](p35)艾青的忧郁表现出的已是那个时代的色彩。艾青写诗“是作为一个悲苦的种族争取解放、摆脱枷锁的歌手而写诗。诗与自由，是我们生命的两种最可贵的东西”[13](p56)艾青写诗其实就是在与这场给民族带来无穷灾难的战争进行战斗，他为“这战争立下一块最终极的界碑”——我们要战争呵——直到我们自由了，也即是自此以后，诗人的命运与祖国人民的命运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亲身体验到北方广大农村现实的深重灾难后，一九三八年末，洋溢着深沉的爱国主义的名作我爱这土地诞生了。此诗是诗人创作上的一个转折点，是诗人真正意义上对自我身份的一种明确的定位。有论者认为这是艾青从“吹芦笛的诗人”到“自觉的时代歌唱者”的转变。从文本中我们是可以看出这种转变的。诗人歌唱的，不再是灰色的任人宰割的贫土，而是“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不再是干枯的静默的河床，而是“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不再是令人气闷的鸦噪的天空，而是“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艾青以一个民族诗人的姿态出现以全部生命为“这土地”而歌唱“诗人为民族为时代的歌唱由自发转向自觉，这种转变也预示着作者具有了明确的歌唱目的与歌唱意识。”[14]这首诗设定了具体的歌唱内容即“这土地”之上的“土地”、“河流”、“风”“、黎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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