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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的记忆是遥远的，朦胧的；童年的记忆也是苦涩的，深情的
故乡山话
故乡在大巴山南麓的一个山阿里，是实在的“巴山蜀水凄凉地”故乡虽山色苍翠，却人烟星布；故乡虽空气清新，却处地偏远；故乡虽民风淳朴，却贫穷落后。故乡的山，毫无名气，因为那里没有了道成仙者；故乡的路，羊肠兽迹，蜿蜒于林莽荆棘；故乡的人，祖辈躬耕，骨子里融进了勤劳的基因。
故乡的山，好像叫“子午山”可少人知晓，只镌刻在先人的墓碑上；故乡的名，好像叫“天官堂”只是在当今的卫星截图上才显露头角；故乡的人，大半都走出了大山，留守的都是老弱妇幼。
故乡的树，多是松柏，终年披绿；还有青？麻柳，点缀其间；灌木野花，难识其名。童年时，满山都是水桶般粗的大树，直指苍天；林间兔奔狸走，花豹出没，百鸟争鸣；林下铺满松软的落叶，如踏地毯。有时为打发寂寞和无聊，会携把弯刀，漫无目的地穿行在林莽之中，或寻蘑菇，或采野果，或掏鸟蛋，或砍些适合的树杈做农具或弹弓；时不时碰上蛇或其它动物，必会惊出一身冷汗。稍长时，山中的大树被砍伐殆尽，只存荆棘护地，活水断流，满目萧瑟。近30年，政策调整，退耕换林，百姓自主，山树又年年疯长，恢复了山的本来的翠绿；故乡的山，又在希望中前行。
故乡在偏远的山里，蜀道难行，犹如愚公所处的“太行王屋”距离县城约40公里；距离周边的场镇，多在10至20公里以上。童年时，那里没有公里，出门全靠“飞毛腿”；后来有了机耕道，偶有拖拉机代替人力；现在虽有小公路，但雨天也难通行。
故乡的四周，有很多人家，多以姓氏聚居。或三五户，或七八家，没有定数。山前多为刘、苟二姓；山后多为陈姓；稍远点，王姓、谷姓、李姓亦多。周边的地名有大弯里、古墓弯、枧槽沟、刘家塬；山后则有漏米垭、四合面、旧房子、旁岭弯；稍远处有大坟坪、斑竹园、茶垭子、圆峰台、狮子寨、李家塬、上下谷家、大木林；山下则有大坟园、中间沟、龙行处、射口河；还有凉水溪、喜神滩等等；地名繁多，实难枚举。故乡原来是通江县铁佛区长滩公社所辖；后来将公社改为乡，更名为跑马乡；再后来撤区建镇并乡，现归为铁佛镇。故乡所在的村，1960年代叫五星管理区，后来叫五星大队，现在叫吴松坪村。
有古诗道出了故乡所在的位置：象王脚下有陆嵌，对面北风朝三关；清水龙行向射口，犀牛狮子望长滩。都是一些地名。故乡的祖居，就在离“犀牛望月”不远的山下。从家登至山顶，最多不会超过五分钟。山顶是密布的松树林，山势由北自南，蜿蜒而来，所以叫做“子午山”；山顶稍平处，据说早前有过一座小庙，叫做“天官堂”历史的陈迹已被树草掩蔽，留在心中的，只是一些古老的传说和模糊的记忆
但愿故乡的山还能神话出新的奇迹。
食堂岁月
时间大约是1958年的初夏，强劲的共产风刮到了山里，也刮到了中国的每一个角落，到处都建立起公共食堂。家家户户都把存粮和生猪搬到了食堂，大家在一起共食共餐，享受起“共产主义”的美好生活。因为山区居住分散，食堂多以自然居住点为基础建立。大的食堂有100多人的，中等的有几十人的。我们所在的食堂是由大弯里、古墓弯和我家共三个点的5家20多个人组成，在食堂中算是比较小巧袖珍的了。食堂设在大弯里，几家人都搬到大弯里居住。原来住的房子都空置起来。
食堂开伙那天，很是热闹。杀了肥肥的猪，煮了白白的米饭，还有不少蔬菜。在大弯里的堂屋里摆了几桌。吃饭时，大家热情高涨，气氛融洽，都使劲地猛吃大嚼。因为不吃白不吃，多吃不吃亏。我也和小伙伴比赛吃粉蒸肉，每人都吃了一小土碗，整得满嘴流油。后来就是每天都在食堂吃饭，私人家不能生火煮食。如私自煮食被发现，会受到惩罚。
食堂配有炊事员和事务员。炊事员负责煮饭做菜，事务员负责管理粮食和账务。炊事员是就近选择，事务员是其他食堂或生产队交叉安排的。因为是20多人的小食堂，两个人也能拿得转。食堂开始烧的柴火都是每家集中起来的，后来则是隔三差五统一安排人去山上砍来。砍柴是重体力活，吃饭时可以多加两勺稀饭。
食堂头半年的日子还是充满阳光的。粮食油盐靠供应，饭能吃得饱，且每顿是现成的；大人们每天参加集体劳作，孩子们则放牛拣柴。时光就这样慢慢地过活着。1958年的下半年，壮劳力大多抽去大炼钢铁了，留守的劳力弱且少，地理的粮食很多没有及时归仓，红苕基本都烂在地里。孩子们去山上放牛时，会把没烂的红苕用手刨出来，点火烧着吃；吃不完的，就挖个小坑埋起来，打算下次放牛再去翻出来吃；可过几天去看，大多已经烂掉了。
1959年，推行生产标准化。插秧得用一条绳子拉直，然后顺着绳子插秧。如此下来，耽误了农时，误了季节。后来，老天连续干旱，田地裂开，滴水如油。地里的庄稼枯死殆尽；田里的稻秧干黄可燃。加之国家贫穷，供应的口粮难以满足，由开始的半斤一天，逐步减少为3两、1两半，直至后来的一年无粮可供，全靠野菜度日。1959年的下半年至1960年的上半年，每人每顿两勺稀饭，稀饭中的米粒都数得过来，是真正的“大锅清水汤”每天全靠米糠、树皮和野菜充饥。人人骨瘦如柴，个个有气无力。给食堂砍柴的老头，没有力气去到更远的山上，就把房前屋后的大树逐次伐倒，劈成柈子。每当他走到一棵树下张望良久，然后似有不舍地把斧子挥向那树时，那树的生命也就终结了。于是房屋周围遮风挡雨的大树也就越来越少。
吃饭人多的大食堂，不时有人被饿死的噩耗传来，会引起人们的唏嘘和恐慌，似乎也有走向末日的感觉。我们那20多人的小食堂，最终没有饿死人，大多苟延残喘到了食堂解散的那一天。为了解决饥饿的问题，几家的大人会一起想办法，因为办法总会在饥饿时灵光闪现。有时会趁事务员不在家时，去把生产队的蚕豆、红苕、洋芋等拔些回来，煮熟后大家分吃（看季节而定）。晚上大家一起作业，第二天早上派人去向生产队报告，说某处的庄稼被盗，让队里来人调查。队里一般也是睁只眼闭只眼，大多不了了之。有时会把麦种等挖些出来，磨细连麸做成饼子，大家分吃；麦种都是堆放的，上面留有记号，只能慢慢从缝隙处挖取，如果弄坏了记号，会被生产队发觉；麦种都是用“六六粉”处理过的，虽经用水洗过，吃的时候还是会有大股药味，但为了驱走饥饿，没人顾及太多。一次，生产队开会，几家人都有代表去参加，且都是妈妈级别的。散会时，她们看到在生产队院坝的旁边，有一张牛皮。几个人就翻山越岭将那牛皮顶了回来，然后连夜用火去毛，用斧砍切成块，每家分几块。煮熟后的牛皮，厚厚的，绵绵的，很劲道，很有嚼头，无油无盐，也很好吃。
后来，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似乎可以允许私人家偷着煮些食物来吃。于是人们会去挖葛根，采水芹菜，摘灰灰菜等来充饥解饿。大约是1960年的一天，管食堂的事务员不在家。有人趁着夜黑，从房顶用绳子掉下，潜进保管室，偷走了不少大家的口粮。据说那被偷走的大米，后来在一个粪坑里被翻搅出来，已经发臭发胀。估计是盗者迫于压力，没有敢把生米煮成熟饭。在那饥荒的岁月，如此糟践粮食，实在可恨！还有一天晚上，抓住一个偷窃食堂南瓜的人，是漏米垭的。那人约四十多岁，瘦骨伶仃，个子高高，有气无力。被绑在柱子上，两个曾经是跟他一起学木匠的师兄弟，拿棍子和绳子抽打那人，他哎哟直叫，后来还是把他放了。饥饿的岁月啊，连师兄弟都不认了。那年的秋天，大约是播种秋洋芋的时候。一天，大人们都在“碑儿梁”干活，孩子们在那里放牛或玩耍。中午都回家吃饭，下午再去时，发现丢了一头黄牛，牛鼻绳是被镰刀割断的。于是大家都放下上午的既定农活，一边找牛，一边派人报告生产队。天擦黑时，在人们干活不远处的山崖下，发现了那头牛。牛已经死亡，在牛的屁眼上还捅着根木棒，显然是为人把牛整死的。第二天，公安特派员苟瑞太来了，还带了个在校的大学生帮忙。苟瑞太辈分很高，我得叫他祖祖。他们找人谈情况的间隙，小孩子好奇，就去瞅看。只看到那大学生在一张纸上画了个牛，其他看不懂。第三天，他们带走了一个人，说就是整死耕牛的人，那人就是那牛的看管人。那时的牛，都是集体的，分到各家喂养。破坏耕牛是重罪，那人被带到公社后，听说受到吊打和管制劳动。几个月后那人被放回家，不久就死去了。
饥饿的岁月，记忆中最好吃的是甜菜疙瘩。每天早上上学时，几个小伙伴，都要在食堂的菜地里拔两棵甜菜，把泥土和菜叶去掉，把甜菜头装进书包，这是中午的午饭呢！有时的午饭是母亲为我准备的一种叫“沃壤草”的野菜，洗净、煮熟，然后捏成团，用手帕包好；中午在老师的锅里加热，然后食用。好心的老师有时会给放上点咸盐，以佐其味。那时的咸盐是很宝贝的，这就是难得的师生之情。
饥饿的岁月，最难吃的是粗糠饼子和炒棉籽。粗糠饼子吃起来艰涩异常，难以下咽；吃后腹中发胀，拉不出来。棉籽则是吃时很香，吃后头晕脑胀。听说有的地方还有吃白土的，道听途说，不足为据。
1961年的夏天，食堂解散了，口粮分到各家各户，自己煮食，人们有了自主权，可以靠勤劳去弥补粮食的不足。空闲时间会去找野菜，挖葛根等等，饥饿比吃食堂时有所缓解。
在1961年的秋天，大弯里发生了一件令人至今难解的奇事：一天晚上，是每天人们准备睡觉的时间，突然听到碾子响起来，开始以为是有人在碾葛根渣，相互问问：谁这么晚还在碾葛根呢？都说没有。我们几个小伙伴就趁着月亮跑去碾子那里查看，什么也没有。那响声好像又转到了对面的山上。此后的白天，如果仔细听，也能听到那咯吱吱咯吱吱的声音，一直持续了很久。人们问一个端公，他回答说是“地脉不安”到底是啥，至今没有弄明白。
1961年的初冬，大人们都到山下的“枧槽沟”搞“大兵团”（就是全生产队的劳动力在一起突击干活）去了。我们几个上学的学生放学归来，都把饭碗端着，聚在打过场的稻草堆里边吃饭边说笑。突然间，我们都同时感觉有个公社来的干部进了一个女人的家。我们就放下饭碗，几个人蹑手蹑脚地走到那家的屋后，想看个究竟。板墙的缝隙都是被稻草和泥土堵上的，什么也看不到；仔细听，也没动静；几个大点的孩子就怂恿一个较小孩子使劲推门。那孩子真的就使劲推了两下，但没推开，我们就一哄而散了。那天的事，有人告了状，我们几个都挨了自家大人的打，而且打得不轻。
1962年的夏天，大约是胡豆小麦收获的时候，我家又从大弯里搬回了原来居住的老屋。此后，饥饿慢慢地远离而去，但日子仍然是十分紧巴巴的。好像是在农忙假期间，父亲扎了5把连枷，要我跟随大弯里的二婆赶麻石场去卖。5把连枷的重量，是我勉强能承受的，但要走20多里的山路，还是很艰难的。走到离场还有两里远的地方，有人要买，每把一毛五，我不卖；后来到了场上，开始没人问，后来有人嫌我开价的两毛太贵；眼看场要散了，我不得不以每把8分的价格脱手。平生第一次做生意，就如此不堪，很叫人失落。我将四毛钱买了两斤盐，买了一个饼子，还买了一本连环画叫甲午风云。散场后，跟二婆走散了，只好自己一个人沿着来路往回赶。路上碰到一个工作干部模样的人，问我：那娃，你们那里的秧插完没有？我回答：差不多了！他说：差不多，差不么多（就是还差很多的意思）吧！我不理他，只顾赶自己的路。
上学七年
1959年的秋天，快满8岁的我，去上学了。
学校在离外婆家不远的地方，是新开设的民办学校。报名的前一天，自己一个人从大弯里走10里山路去到外婆家。第二天去报名。学校设在“下谷家祠堂”老师叫吴光义。学生人数大约20人以内，也就一个老师。祠堂是厚厚的土墙筑城，墙壁用石灰粉白，屋顶有雕花的房脊，祠堂正房的泥塑都用篾笆遮挡；教室在靠北的屋里；南屋是老师住宿和煮饭的地方；房前有个石板铺成的小院坝，可供学生课间活动；院坝外是条大路。学习课程有语文、算术、图画、大字。
上学期间，寄宿在外婆家，吃饭在100多人的大食堂。食堂伙食很差，主要是野菜和地瓜秧等。有一次，吃了秋天腾地收下来的小嫩辣椒和辣椒叶子，拉不出大便，实在很难受。眼看着我的小身体日渐消瘦，父母不忍心，就给我转了学。转学的时间大约是在那年的11月前后，记得刚好学完语文的拼音课程。虽然在那里学习时间不长，但因为学习成绩优秀，表现也好，老师就让我加入了“少先队”红领巾是在转学后才带给我的。
新去的学校归麻石区的三合公社管，设在红灯大队的六队，地名叫“旧房子”教室就在旧房子的堂屋里。那学校距离我们住的大弯里约有5里路的样子，每天与同在一个食堂的n和x一起上学。放学时，会沿路找野果子或可以吃的野菜充饥，如田里的慈姑子，荒坡里的红籽，或地上长的照鸡子（一种小野菜，根可以吃）。凡是能吃的，都在寻觅范围。
学校也只有一个老师，叫邹德芹；有两个班，是复式的，人数大约也就30人左右。邹老师教学能力很强，很受学生爱戴。四年初小，换了四任老师。邹老师之后是叶老师，时间不久，叫啥不记得了。再之后是向福云老师。之后是向显云老师。显云老师教的时间最长，大约一年半左右。
一年级下半期，期末考试，我语文数学都得了100分，得到邹老师的夸赞。考试时，我最先交卷，邹老师当即阅卷，打上大大的100分，然后放在黑板架上。那时，我小小的心灵确实有点激动。四年级毕业时，成绩优秀，显云老师亲自给写了张毕业表，前面是评语，后面是成绩，复写的。因为我要回到本公社参加高小升学考试，那张毕业表是必须要有的。
旧房子学校的旁边，有一个土陶作坊，是三合公社搞的副业。每天下课时，同学们都会去看那些陶工制作各种陶器的操作。陶轮飞转，目不暇给，瞬间就把一块黄泥变成了各种形状的器物，感觉很是神奇。陶器的烧制分大窑和小窑。在生活困难的岁月，只烧小窑。小窑烧制的陶器，不上釉，既不美观，也不结实，是黄黄的泥土本色。大窑烧制的陶器上了釉，青紫的颜色，敲起来叮当作响。产品会在附近的各场镇销售，很受百姓喜欢。同学们常会去窑边捡拾一些破碎的陶碗或陶片，用作磨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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