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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姚是我曾共事的一位老同志，已年过八十。现在我称他姚老，我早就想写写他的故事，但又很犹豫。前两天，与好友娟通了个长长的电话，娟鼓励我写，写出姚老的真实故事。我终于拿起笔。将这位奇特的老人，也是我和娟一直与其保持联系的老人，展现在朋友们面前。
我七八年十一月调到科研所工作。
那是七九年元旦后，一天下午，所长告诉我和大连外语学院毕业的娟，我们情报室调来一位搞俄语的老同志，姓姚，做我们的主任。我和娟都挺高兴，我们愿意和老同志一起工作。我们还都年青，参加工作时间不长，和老同志在一起共事，会学到很多东西。
第二天我和娟到办公室时，老姚正在打扫卫生。娟慌不迭地抢过老姚手中的拖把，我也赶紧拿抹布擦桌子。一阵忙乱后，打扫干净了办公室，我们才彼此做了自我介绍。
从介绍中得知，老姚五十二岁，是从辽宁西北一所农村中学调来的。老姚看起来不止五十二岁，面庞清瘦，白发要比黑发多得多。虽是农村来的，但带着一副眼睛，穿的干净利落，透着儒雅之气，仍然象一位老知识分子。
老姚不是一个爱说话的人，我和娟在他面前有点拘束。我们三人三个语种，老姚俄语，娟日语，我是英语。老姚虽是领导，但业务上各人翻译各自的资料，除了组织政治学习，他不太过问我和娟的工作。我和娟虽对老姚的经历有点好奇，但老姚不说，我们也就矜持着，不问不打听。
一日下班前，老姚的爱人来了，我和娟称她杨姨。杨姨的性格极开朗，一会就把我和娟说得与老姚拉近了距离。杨姨说，老姚五七年被发配到农村，先是干了几年农活，后又在小学中学当老师。你们可不知道，老姚一个人在那穷乡僻壤，一呆就是二十多年，受了多少苦，遭了多少罪。杨姨说的眼圈都红了。调回来前，我去帮他收拾东西，他还在给学生上课。杨姨还说，老姚这个人有很多毛病，你们在一起工作，可要多担待啊。
下班回家的路上，我和娟都为老姚的遭遇而难过，同时也议论着，五七年发配到农村，那一定是右派，右派可都是大知识分子，我们可得虚心向他学点什么。
第二天在办公室里，老姚对我和娟说：“我们家老杨嘴爱说，人可是个难寻的好女人。你们别看她现在象个家庭妇女，其实她是中专毕业，当年也是个漂亮姑娘。我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她不离不弃，一直一个人带两个孩子在沈阳过，真难啊。文化大革命，因我的问题她也受了牵连，干部当不成，被弄到一个小邮局当邮递员。”还未等我和娟搭话，老姚又苦笑着说：“我算啥右派啊，没写过大字报，没给谁提意见，更没过激言论，我是被选上的右派！又冤枉又糊涂，在农村呆了二十多年。”老姚话刚落音，办公室小曹开门伸进头来说“老姚，所长让你去开会。”
老姚拿个本子走了。我和娟互相看看，都在琢磨着“选上的右派？”
第二天，娟看老姚坐那抽烟，就说：“老姚，你昨天”还未等娟说完，老姚就说“过去的事不提了。”一句话弄得娟很尴尬，我在一边等着听下文的也觉不得劲，赶紧低下头看资料。
和老姚在一起工作时间长了，我们逐渐了解到，老姚是哈尔滨人，家是书香门弟。在大学学的俄语专业。毕业后先在黑龙江省交际处工作，后又调到辽宁省交际处当翻译，兼给苏联专家当中文老师。老姚的俄文和中文都非常棒。虽然语种不同，我和娟都从他翻译的中文文字中学到了很多东西。
老姚不太爱与人交往，但工作上非常勤勉，每有政治学习极其认真。一次党员开支部会，书记讲，老姚调到所里后，就递交了入党申请书，而且经常写思想汇报，比年轻人还积极要求进步。
与老姚相处久了，慢慢体会到杨姨所说的“老姚这个人有很多毛病，你们在一起工作，可要多担待啊。”还真不是顺口客气。单是他的讲卫生，就让人受不了，简直就是洁癖。因他是老同志又是我们的领导，我和娟早上都是先到办公室打扫卫生。可是不论我们打扫的多干净，他来了以后都要挑出很多毛病，然后自己又擦又拖的。打好的开水，他也常常倒掉重打，怕我们没有把隔夜的水倒干净。天气不好，我和娟一从外面走进办公室，他必先看我们的脚，弄得我们俩退出门外，在走廊里跺来蹭去，确认脚上没有土了，再进办公室。气得我和娟也不愿早去打扫卫生了。雨雪天无奈地带块抹布，在办公室门前把鞋底擦干净再进去。我和娟常常背后嘀咕，有这么多怪毛病，在农村二十多年怎么过的呢？
老姚对一些小事的计较，有时也令人不舒服。我们系统是管农村经济，调拨计划物资的，单位福利搞的很好，在那需要各种票劵的年代，经常分鸡鸭鱼肉和农副产品。分东西时，每次我和娟从办公室将东西领回来，老姚都不满意，说我们没挑，拿的不好，可是我们不好意思，也不应该，也没谁在那挑挑拣拣哪。后来，再有此类事情，我和娟异口同声地说：“老姚，你去领吧。”
八零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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