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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六岁了。快过端午节的时候，母亲给我做新衣服，要我自己挑花色，我挑了红桃花色的布。穿上美丽的新衣裳，仿佛感到自己长大了，竟然独自到浦边河去看赛龙舟。岸边挤满了人，我只得从人缝中挤进去，爬上河边的竹排上，以为那里宽敞，又可以看得清楚，没想到，一脚踩上去，人还没站稳，就滑进水里，我在水里挣扎着，水呛得我晕头转向，不知哪位好心人把我救了上来。
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父亲面临重大的抉择：是弃田经商还是务农弃商？父亲种田是外行，可是田地很珍贵，弃之可惜。父母没了主意，和外公商量，他认为：务农需要壮劳力，还是经商合适。其实，父母心里也是这样想，只得忍痛割爱，弃田加入商业合作社。父亲参加了商业合作社，天天守着店，感到不自由，向领导提出来要送货下乡，为民服务，领导很支持批准了。父亲每天挑着货担子，走村串户为老乡送去急需的日用品。到了精简下放运动，父亲自然成了下放对象，他也乐意，更无牵挂。
父亲送货线路两条：城南线、城西线；每日起早贪黑，挑着百十来斤的货担子，一天三、四个村庄，百来户人家，二、三十里路。方圆十里的老乡不管男女老少都很敬重他，尊称他：“老沈伯！”对他特别好，惦记着他，家里没了酱油、醋，等他来卖，不管刮风下雨，酷暑寒冬，他都能来。
老远就能听到那熟悉、浓浓的萧山腔调的吆喝声：“酱油，酒哟——”
那些刚刚学步的小孩和手里拿着拐杖的老人，凡是在家的人都会迎接他，围着货担子，选购自己需要的东西：酱油酒醋、针头线脑，有几十种。用现钱买的人少，可以拿鸡蛋、稻谷、番薯换。鸡蛋不用称，父亲用手掂掂，就能准确估计个准价，开始有人不放心，在家称了再拿出来换，每次都很准确，谁家困难，父亲多给他几厘钱；有人实在没钱和东西，父亲就赊给他，记在用香烟壳纸订成的册子，如果有人不放心，就记在赊账者的板壁上，偶尔有人太困难了没钱还，偷偷给擦掉了，父亲只好一笑了之，从不和人计较。
长年累月，日子长了，累得父亲瘦瘦的，可是，被扁担压、磨，双肩却留下了馒头大的肉瘤，我小时候常常摸着它们，圆圆的、软软的。
我七岁了。盖竹村的老乡们热烈要求我父亲到那里开代销店，父亲答应了，带着母亲、我和妹妹，在村里开店，父亲的工资是26元，母亲8元。那年月，生活用品都凭票供应，老乡们穷，买不起整票的东西，往往没钱而过了期限，父亲用香烟壳设计了小面额的票，无期限，方便了老乡。
有一次，邻村湖上岙唱社戏，父亲挑着货担去卖，一头是货，另一头是我坐在柜子里。到了戏台不远处，摆开货摊做生意，我东跑西钻，看热闹，有时候帮父亲收钱递货，等到散场，货物也卖得差不多了。回来是深夜，父亲挑着空担子回来，一头是我，另一头压着一块石头，路过偏僻的山脚，不时传来“夹树鸦”的尖叫声，像鬼叫，吓得我蜷缩在柜里，连大气都不敢喘。
（三）入狱
我十一岁了。商业系统在离家十五里外的贾岙村办农场，把历史上不清白的人赶到那里劳动改造，父亲是对象，代销店被迫撤回。
那些年，粮食奇缺，家里常常挖野菜充饥，父亲把粮食省下来，常常趁夜色送回家，来去匆匆。那时，他的大拇指长了毒疮，不能下田劳动，安排他放牛。
有人看见他被警察押送到公安局，母亲知道后吓坏了，托人打听才知道：偷番薯的犯了法。天哪！他手长毒疮怎么可能去挖番薯？母亲不相信。前些天，父亲带回来的两碗番薯丝，她怕警察来搜查，把它藏在柴仓下面。从那天起，母亲在惊恐中守在门口，不安地期待着什么。几天之后，父亲从大狱中出来，背着行李从家门口经过，神色平常，也没有朝家瞅一眼，好像陌生人，他的身后跟着一个人，可能是农场的领导或许是公安局的便衣，母亲眼巴巴地望着他远去的背影。
翌日，母亲让我送草药给父亲，我第一次出远门，步行十几里的陌生路，好不容易到了农场找到他。他非常高兴，给我买了一大碗米饭和一大碗冬瓜汤，好长时间没吃过饱饭的我，感到很好吃，我永远忘不了，可是，我的饱餐不知父亲得饿上几顿。入狱之事，好像没发生过一样，家里也没有收到公安局的处罚通知，一直到临终，他守口如瓶，留给我们一个不解之谜，是父亲难以启齿还是一桩冤案？不管事实如何，我以为：那年月，父亲真的有此“壮举”我为他骄傲！只有经历过饥饿的人才能理解，当饥饿要吞噬生命的时候，用特殊的手段来拯救家人生命是一种爱和责任，此举是何等的伟大！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父亲因历史问题进了学习班，失去了自由，逼他交代历史问题，父亲一再说明没当过警察，可是有谁能相信呢？唯一的证人——局长应清泉，不知他的死活，又不知在何方？就因为父亲的历史问题，断送了兄长上高中的机会。父亲这段无人证实的历史，直到七十年代，我去黑龙江建设边疆，县知青办公室派员外调，找到证人应清泉才审查清楚父亲的那段历史。
（四）家产
父亲离开老家有六十余年，大伯早已去世，没有子女，是二伯的大儿子阿龙过继给大伯当儿子。老家有瓦房三间，尚未分家。我们家只有一间破房子，二十多平方米，很挤，兄长结婚需要房子，怎么办？家人要求父亲回老家分家产，怕他不好意思说，派兄长跟他去。到了萧山老家，父亲把我哥支开，把家产分了。
事后，他乐呵呵地告诉我哥说：“家产已经分了，分了几百元，我到老家三趟，他们热情接待需要花消，每次扣一百元，剩余的钱留下来，作为将来侄儿们结婚、盖房子送礼的钱。”
家产是分了，可是，一分也没有拿到手，我哥苦笑不得。全家人都埋怨他，家境困难，原来打算分了家产，在乐清县里买间房子给我哥结婚用，没想到该分到的老家财产全送了人。那时，几百元钱是一笔巨款，可以买一间店面。
他对我们说：“家产留给儿子，留给侄儿是一样的！”
父亲这辈子赚钱艰辛，是用汗水浇出来的，是用扁担磨出来的，可是，他疏财好施，家人都感到不可思议，甚至遭家人埋怨。在上山下乡的年代里，我二伯怕我分走家产，极力反对我回老家插队，迫使我去了北大荒。父亲不但不记前嫌，反而以德报怨，我敬佩他的博大胸怀！
我廿六岁了。到东北支边的知青们都陆续回了老家，我还在黑龙江阿城一家国企工作，该是谈婚论嫁的岁数了，可是，老家的姑娘谁愿意嫁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受苦呢？提了几门亲事全吹了，好不容易隔壁周家二姑娘慧眼识才，怀着救人于苦难的菩萨心肠，接受了我的求婚。
可是，父亲心里焦急，担心我的条件差，怕这门亲事吹了，为了我的婚事，断然许诺我未婚妻：“我家就一间房子，是我给你们的。”他想用唯一的家产来锁定这桩令他担心的婚姻！
其实，婚姻的成败取决于相知相爱，也许，是命中注定，是缘分，我和她相距万里，从求婚至结婚整整等待了三年。
父亲和我的关系，在兄妹三人中，我最为密切。
我从黑龙江回来探亲，常常到乡下父亲的小店里拜望他，帮他照料小店。他独自守店，很辛苦，每次我来，他很高兴，做最好的菜款待我：干菜烧肉、清炖鲫鱼、炒鸡蛋，烫上老酒，父子俩在一起话虽然不多，可是他简短的话语里充满着深厚、慈祥的爱！
父亲没有奢望，一辈子不抽烟，不喝酒，没有嗜好。
他电影院不去，寺庙不去，就是医院也极少去。他的手指头长毒疮，弄些草药敷；牙床长脓，用手挤净，盐水漱口。到了晚年，父亲得了前列腺增生，尿排不出，很痛苦，我经常陪他去了医院看病，寻找土单方治疗。
父亲这一辈子，不欠别人的，而别人欠他的不少；他不愿求人，也没人求他，因而朋友极少。他这一辈子，不在儿女面前哀声叹气，也很少喜形于色。他这一辈子，从来不打骂妻子、儿女。他这一辈子，勤劳和善，平平安安地过日子。
父亲宽阔的胸怀能容纳任何痛苦，有一颗仁慈的心！
（五）逝世
父亲临终前，仿佛预感到生命的尽头将至。
他平生第一次踏进佛堂——凤凰山上的城隍庙，去烧香许愿，保佑家人太平；下山后，先后到我们兄妹三家告别，也巧，我们都上班去了，家里没人。平日，他常常到我家，独自开门进来欣赏新房子，这次，到我家门口，只是在小桥上站了一会，在桥边上摘了一朵小野花，笑眯眯地走了，之后，到北门桥头的理发店里理发，回家沐浴，换上新衣服，仿佛是准备去旅游。
翌日早晨，母亲上街买菜去了。
我妻上班，赶巧路过，发现父亲一动不动坐在藤椅上，她上前问候，连呼几声，父亲终于答应了一声：“哎！”在他弥留之际，用尽力气迸发出最后微弱的声音而告别人世，细微的声音仿佛是从遥远的地方飘回来，这是父亲的遗言，只有一个字，而且只有我妻一人听见。她发现情况不好，赶紧喊人，邻居们闻讯而来，父亲安详地坐着，低着头，好像在熟睡之中。
我们把他送到医院，抢救一星期，他再也没有醒过来，在自己的家，在亲人的围护下，轻轻地吐尽最后一口气，驾鹤西去！父亲永远地走了，无牵无挂，善终而去！
老乡们说：“老沈伯安然地去了，是今世修来的福份！”
母亲潸然泪下：“嫁给他这样的‘树头佛’，现在，扔下我独自走了！”
在我的心里，父亲是一个德行高尚的平常人，我这辈子敬佩的人中，他是最值得敬佩的人！
我疑惑：父亲为什么爱上在这座小城？原先他是那么陌生，语言差异又那么大，生活习惯又那么不同。
我一直想问父亲，没想到他突然仙逝！
父亲的坟墓坐落在美丽的凤凰山麓，在千年古刹——隐龙庙旁边，古庙香火不绝，庙外梵音绕耳。墓地是父亲自己选择的，背靠凤凰山，脚抵金银双溪，面对东、西古塔，站在坟前，还可以看到我和妹妹的房子，是一处绝好的风水宝地。
为了悼念父亲，缅怀慈祥的父亲，我苦思之后，写了两幅对联刻在坟墓的侧柱上：
其一
青山不老念故人
绿水长流思懿德
其二
双溪隐龙人杰
两塔朝凤地灵
鸟瞰古城，这里是风水宝地，三面环山，一面临海，金银双溪碧波荡漾，像两条巨龙蜿蜒而去，直奔大海。
传说：这里是佛地，日寇兵临城下，被神所扰，进不了城，下马跪拜、许愿不扰民，不杀戮。
千古沧桑，世事纷乱，战火不断，而古城安然无恙。
鸟瞰古城，巍峨的东塔山、西皋山相峙而立，形成巨大的山门；东、西两塔遥遥相望，如两威武的守门神，佑护着千年古城，保佑着城内的生灵。
我明白父亲为何爱上这座古老而美丽的小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