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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帝轩刻舆几以弼违，大禹勒笋虡而招谏。成汤盘盂，著日新之规；武王户席，题必诫之训。周公慎言于金人，仲尼革容于欹器，则先圣鉴戒，其来久矣。故铭者，名也，观器必也正名，审用贵乎慎德。盖臧武仲之论铭也，曰∶“天子令德，诸侯计功，大夫称伐。”夏铸九牧之金鼎，周勒肃慎之楛矢，令德之事也；吕望铭功于昆吾，仲山镂绩于庸器，计功之义也；魏颗纪勋于景钟，孔悝表勤于卫鼎，称伐之类也。若乃飞廉有石棺之锡，灵公有夺里之谥，铭发幽石，吁可怪矣！赵灵勒迹于番吾，秦昭刻博于华山，夸诞示后，吁可笑也！详观众例，铭义见矣。
至于始皇勒岳，政暴而文泽，亦有疏通之美焉。若班固燕然之勒，张昶华阴之碣，序亦盛矣。蔡邕铭思，独冠古今。桥公之钺，吐纳典谟；朱穆之鼎，全成碑文，溺所长也。至如敬通杂器，准矱武铭，而事非其物，繁略违中。崔骃品物，赞多戒少，李尤积篇，义俭辞碎。蓍龟神物，而居博奕之中；衡斛嘉量，而在臼杵之末。曾名品之未暇，何事理之能闲哉！魏文九宝，器利辞钝。唯张载剑阁，其才清采。迅足骎骎，后发前至，勒铭岷汉，得其宜矣。
箴者，针也，所以攻疾防患，喻针石也。斯文之兴，盛于三代。夏商二箴，馀句颇存。周之辛甲，百官箴阙，唯虞箴一篇，体义备焉。迄至春秋，微而未绝。故魏绛讽君于后羿，楚子训民于在勤。战代以来，弃德务功，铭辞代兴，箴文委绝。至扬雄稽古，始范虞箴，作卿尹、州牧二十五篇。及崔胡补缀，总称百官。指事配位，鞶鉴有征，信所谓追清风于前古，攀辛甲于后代者也。至于潘勖符节，要而失浅；温峤侍臣，博而患繁；王济国子，文多而事寡；潘尼乘舆，义正而体芜：凡斯继作，鲜有克衷。至于王朗杂箴，乃置巾履，得其戒慎，而失其所施；观其约文举要，宪章武铭，而水火井灶，繁辞不已，志有偏也。
夫箴诵于官，铭题于器，名目虽异，而警戒实同。箴全御过，故文资确切；铭兼褒赞，故体贵弘润。其取事也必核以辨，其攡文也必简而深，此其大要也。然矢言之道盖阙，庸器之制久沦，所以箴铭寡用，罕施后代，惟秉文君子，宜酌其远大焉。
赞曰∶
铭实器表，箴惟德轨。有佩于言，无鉴于水。
秉兹贞厉，警乎立履。义典则弘，文约为美。
<b>译文</b>
铭箴是文心雕龙的第十一篇。铭、箴是我国古代两种较早的韵文。本篇讲到的一些具体作品，如黄帝、夏禹、成汤等人的铭，夏、商两代的箴，虽为后人伪托，但从大量史料和文物来看，刘勰“盛于三代”之说，基本上是符合史实的；至少在商、周两代，这方面的作品是大量产生了。汉魏以后，除碑文渐盛而“以石代金”外，这两种文体都如刘勰所说“罕施后代”了。所以，本篇正反映了铭、箴二体在我国古代从产生、盛行到渐衰这一过程的基本面貌。
全篇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讲“铭”的意义和发展情况，第二部分讲“箴”的意义和发展情况，第三部分讲铭、箴二体的同异及其基本写作特点。古代这方面优秀的作品是不多的，本篇对有关作家作品的评论，也是批评多而肯定少。但无论批评或肯定，都有一些很不恰当。如对张载的剑阁铭，崔骃、胡广的百官箴，都评价太高；对李尤、王朗作品的批判，却是从狭隘的封建观念出发，批的并不正确。但刘勰对铭、箴二体总的要求，是内容要有警戒过失的实际作用，文辞必须简明确切；而对那种荒诞不实的神怪之说，则发出了“可怪”、“可笑”的尖锐批判。在南朝形式主义文风盛行之下，这是有一定现实意义的。
（一）
相传从前轩辕黄帝在车厢、案桌等物上雕刻铭文，用以帮助自己警惕过错；夏禹曾在乐器架上雕刻铭文，表示希望听取他人的意见；商汤王的盘铭，提出“一天要比一天新”的规劝；周武王的户铭、席四端铭等，写了必须警戒的教训；周公在金人铭中，强调“语言要谨慎”；孔子在鲁桓公庙中，见到欹器而激动得变了脸色。可见先代圣贤，长期以来就注重鉴戒了。铭，就是名称，观察器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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