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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心术之动远矣,文情之变深矣,源奥而派生,根盛而颖峻,是以文之英蕤,有秀有隐。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隐以复意为工,秀以卓绝为巧。斯乃旧章之懿绩,才情之嘉会也。
夫隐之为体,义生文外,秘响旁通,伏采潜发,譬爻象之变互体,川渎之韫珠玉也。故互体变爻,而化成四象;珠玉潜水,而澜表方圆。始正而末奇,内明而外润,使玩之者无穷,味之者不厌矣。
彼波起辞间,是谓之秀。纤手丽音,宛乎逸态,若远山之浮烟霭,娈女之靓容华。然烟霭天成,不劳于妆点;容华格定,无待于裁熔;深浅而各奇,穠纤而俱妙,若挥之则有馀,而揽之则不足矣。
夫立意之士,务欲造奇,每驰心于玄默之表;工辞之人,必欲臻美,恒匿思于佳丽之乡。呕心吐胆,不足语穷;锻岁炼年,奚能喻苦?故能藏颖词间,昏迷于庸目;露锋文外,惊绝乎妙心。使酝藉者蓄隐而意愉,英锐者抱秀而心悦。譬诸裁云制霞,不让乎天工;斫卉刻葩,有同乎神匠矣。若篇中乏隐,等宿儒之无学,或一叩而语穷,句间鲜秀,如巨室之少珍,若百诘而色沮:斯并不足于才思,而亦有愧于文辞矣。
将欲征隐,聊可指篇∶古诗之离别,乐府之长城,词怨旨深,而复兼乎比兴。陈思之黄雀,公干之青松,格刚才劲,而并长于讽谕。叔夜之赠行,嗣宗之咏怀,境玄思澹,而独得乎优闲。士衡之疏放,彭泽之豪逸,心密语澄,而俱适乎壮采。
如欲辨秀,亦惟摘句“常恐秋节至,凉飙夺炎热”意凄而词婉,此匹妇之无聊也;“临河濯长缨,念子怅悠悠”志高而言壮,此丈夫之不遂也;“东西安所之,徘徊以旁皇”心孤而情惧,此闺房之悲极也;“朔风动秋草,边马有归心”气寒而事伤,此羁旅之怨曲也。
凡文集胜篇,不盈十一,篇章秀句,裁可百二。并思合而自逢,非研虑之所课也。或有晦塞为深,虽奥非隐,雕削取巧,虽美非秀矣。故自然会妙,譬卉木之耀英华;润色取美,譬缯帛之染朱绿。朱绿染缯,深而繁鲜;英华曜树,浅而炜烨。隐篇所以照文苑,秀句所以侈翰林,盖以此也。
赞曰∶
文隐深蔚,馀味曲包。辞生互体,有似变爻。
言之秀矣,万虑一交。动心惊耳,逸响笙匏。
<b>译文</b>
隐秀是文心雕龙的第四十篇,论述“隐秀”在文学创作中的意义和如何创造“隐秀”问题。
所谓“隐”和后来讲的“含蓄”义近,但不完全等同。刘勰所说的“隐”要有“文外之重旨”、“义生文外”这和“意在言外”相似。但“隐”不是仅仅要求有言外之意,更重要的还在“隐以复意为工”就是要求所写事物具有丰富的含意,这和古代“辞约旨丰”、“言近意远”之类要求有密切联系。因此“隐”就不是含蓄不露所能概括的了。此外,刘勰主张的“隐”不只是对作品内容的要求,也包括对形式方面的要求:“伏采潜发”、“深文隐蔚”必须“深文”和“隐蔚”密切结合起来,才能产生“余味曲包”以至光照文苑的艺术效果。所谓“秀”就是“篇中之独拔”的文句,基本上承陆机“一篇之警策”的说法而来,和后世的“警句”相近。无论“隐”和“秀”刘勰都主张“自然会妙”而反对“晦塞为深”、“雕削取巧”这和他在全书的一贯主张是一致的。
本篇所论,接触到文学艺术的一些重要特征,也对后世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有着重要影响。可惜其中部分缺文为明人所补,补文的真伪尚有问题,因此,要全面研究刘勰的“隐秀”论,还有待对补文的真伪做进一步的考证。
从“始正而末奇”到“朔风动秋草”句的“朔”字共四百余字,都是补文。此外,还有几处或缺或补的句子,可疑的还不少。所缺四百多字的一整段,从现存文心雕龙最早的刻本——元至正十五年(公元1355年)本,到明万历三十七年(公元1609年)以前的各种刊本,都没有。到明末(公元1614年)钱功甫得阮华山宋本,才抄补了这四百字。现存补有这四百字的最早刻本,是明末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梅庆生第六次校定本。后因流传较广的黄叔琳注本(刻于公元1833年)也补入这四百字,补文便得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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