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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谦让，怎么能用来作为鉴戒呢？
沈司以他的私交问孟子：“燕国可以讨伐吗？”孟子说：“可以。子哙不该把燕国让给人，子之也不该从子哙手中接受燕国。要是有这样的人，你喜欢他，不告诉国君，而私自把自己的爵位和俸禄给了他，而这人，也没有君王的命令就私自从你手中接受了爵位和俸禄，这样可以吗？现在子哙把王位让给子之跟这有什么差别呢？”齐国讨伐燕国，有人问孟子：“听说你曾鼓动齐国讨伐燕国，有这事吗？”孟子说：“没有。是沈同问：‘燕国可以讨伐吗？’我回答说：‘可以。’他认同就去讨伐了燕国。他如果再问：‘谁可以去讨伐它？’我就会回答说：‘只有奉行天命的周天子才能讨伐它。’就像现在有个杀人犯，有人问他：‘犯人可以杀吗？’那他将会回答说：‘可以。’他如果再问：‘谁可以去杀他呢？’那就应该回答说：‘只有法官才可以杀他。’如今作为像燕一样无道的齐国要去讨伐燕国，我为什么要去鼓动它呢？”
有人问孟子鼓动齐王讨伐燕国的事情，不确实是这样吗？沈同问“燕国可以讨伐吗”这是挟带私心想使自己的国家去讨伐燕国。既然知道他的意图在讨伐燕国为满足，就应该说：“燕国即使可以讨伐，也必须是奉天命的周天子才能够去讨伐它。”这样沈同的意图就会断绝，那么也就没有讨伐燕国的计划了。如果不晓得他有这种私心而随便回答他，是没有省悟他话中的含意，这是不善于分析、判断言辞。公孙丑问孟子：“请问老师擅长什么？”孟子说：“我善于分析、判断言辞。”公孙丑又问：“什么叫善于分析、判断言辞呢？”孟子说：“听到不公正的话，知道他要压制谁；蛊惑人心的话，知道他要陷害谁；邪僻的话，知道他要离间谁；吞吞吐吐的话，知道他要为难谁。这些话从他们心里产生，会危害他们的政治；用来处理他们的政务，就会危害他们的事业。即使圣人重新出现，也一定会听从我的这番话。”孟子是善于分析、判断言辞的，并知道言辞可能产生的灾祸，以及它最终会导致的危害。听见沈同的问话，就该知道他说话想表达的东西，知道他要表达东西，那就该知道它最终面临的危害。
孟子又说：“齐王如果任用我，那岂只是齐国的百姓得到太平，连天下的老百姓也都会得到太平，齐宣王也许可能改变态度吧！我天天都在盼望着。”孟子离开的这个齐王，难道不是以前不肯去朝见的齐王吗？如果是这样，为什么以前极端轻视他，而后来又非常重视他呢？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是不肯离开前一个齐王，而离开了后一个齐王，这说明后一个齐王比前一个齐王更不贤明，然而在离开后一个齐王的时候，却舍不得走，在昼住了三天，而对前一个不很贤明的齐王，不肯去朝见却躲在景丑氏家里。为什么孟子的操行前后不一样，对待齐王的态度，先后也这样不一致呢？
再说，孟子在鲁国的时侯，鲁平公想见他。宠臣臧仓毁谤孟子，劝阻了鲁平公。乐正子把这事告诉了孟子。孟子说：“干事，是有力量暗中支配他；不干，也是有力量暗中阻止他。干与不干不是人能决定的。我得不到鲁侯的任用，是天意。”孟子以前在鲁国得不到任用，后来在齐国得不到任用，没有什么两样，把以前得不到任用归咎于天，把如今得不到任用就归咎于王，孟子的论述究竟以什么为标准呢？孟子的主张在齐国得不到实行，齐王不任用他，就像在鲁国有臧仓一类人毁谤他一样，这也是“不干，有力量在暗中阻止他”这都是由天命决定得不到任用，并非是由人能决定的。既然这样，离开齐国，为什么不直截了当走掉，而要在昼留宿三天呢？天命不该在齐国被任用，齐王不采纳他的主张，天难道会在三天的时间里改变意志使他被任用吗？在鲁国则归咎于天，断绝了念头不存在任何希望；在齐国则归咎于王，就感到也许会有希望。照这样说，有关不被任用的解释，完全在于人怎么说了。有人说：“刚离开时，还不可能确定天命。希望在三天之内，齐王又把他追回去，天命或许在三天之内才能做出决定，所以这样做是可以的。”那么照这样说，齐王最初让他离开，就不是天命了？如果天命在三天之内才能确定，鲁平公等了三天，也许抛弃了臧仓的意见，改用乐正子的建议去见孟子。孟子归咎于天，岂不太早了吗？如果三天之内鲁平公去见了孟子，孟子对前面说过的话又怎么解释呢？
孟子离开齐国，充虞在路上问他：“看来老师好像有些不高兴的样子。
从前，我听老师说过：‘君子不抱怨天，不责怪人。’”孟子说：“那时是那时，现在是现在。历史上每过五百年一定有圣王出现，这期间肯定不会有著名于世的人物。从周初以来，已有七百多年了。按年数，已经超过了；照时势来考察，是该出现圣王和“名世者”的时候了。难道上天不想使天下治理好吗？如果想使天下治理好，在当今这个时代，除了我还有谁呢，我为什么不高兴呢！”
孟子说“每过五百年一定有圣王出现”何以见得呢？帝喾是圣王，而尧又做了天下的圣王；尧把王位传给舜，舜又做了天下的圣王；舜把王位传给禹，禹又做了天下的圣王。这四位圣王统一天下，是连接出现的。从夏禹到商汤将近一千年，商汤到周代也大致是这样。从周文王开始，后来传给周武王。周武王死了，周成王和周公旦共同治理天下。从周初到孟子的时候，又经过了七百年而没有圣王出现。“每过五百年一定有圣王出现”的证据，在哪个朝代有过呢？说“每过五百年一定有圣王出现”的话，又是谁说的呢？发表议论不用事实考查验证，而轻信没有根据，过分夸大的话，自己不被任用离开齐国，却有不高兴的神色，这不是孟子贤明的表现，而是跟庸俗儒生没有区别的证明。
孟子说“五百年”作为天生圣王的期限。又说“天不想使天下治理好”他的意思认为天真想使天下治理好，就应该在五百年之内降生圣王。按孟子的说法，是说天有意识地降生圣人的。那么五百年，是天降生圣人的期限吗？如果是期限，天为什么不降生圣王呢？可见五百年不是圣王降生的期限，所以他不降生，然而孟子还是相信这个说法，这说明孟子不懂得天。
“从周初以来，已经七百多年了。按年数，已经超过了；照时势来考察，是该出现圣王和‘名世者’，的时候了。”什么叫超过了年数？什么叫照时势考察该出现圣王和“名世者”的时候？年数就是时势，时势就是年数。超过年数，指已经超过了五百年。从周初到今天七百多年，已经超过了二百年。假设有圣王降生，已经错过了时间，又说“该是出现圣王和‘名世者’的时候”这话怎么说呢？
说“过五百年一定有圣王出现”又说“这期间一定有著名于世的人物出现”这里说的著名于世的人物跟圣王是同一回事呢？还是两回事呢？如果是同一回事，为什么要重说一遍呢？如果是两回事“著名于世的人物”指的是什么人呢？是说孔子、孟子之类人，教诲青年，使愚笨的人觉悟吗？那么已经有了孔子，而你自己却又出生了。如果说的是辅佐圣王的圣臣吗？就该与圣王同时出现。圣王出现，圣臣就该出现。这样，说“五百年”就行了，为什么要说“在这期间”呢？如果不是说五百年时间，是说五百年的中间吗？这是说二三百年时间，那么圣臣就不会跟每五百年时间出现的圣王相遇了。象这样，孟子说“这期间一定有著名于世的人物”究竟指的是谁呢？
“天不想使天下治理好。要是想治好天下，除了我还有谁呢？”孟子说这样的话，不是自认为应该做圣王，而是认为有圣王出现，则该做圣王的臣子。孟子认为做圣王、做王臣，都是天命决定。既然自己命定不该把天下治理好，又不肯心地坦然地住在齐国，却怀恨在心，脸上露出不高兴的样子，这就不符合天命了。
彭更问孟子：“读书人不干事白吃饭，可以吗？”孟子说：“如果人们不交流成果互换产品，用多余补充不足，那么农民就会有余粮，妇女就会有余布。你如果能使它们沟通，那么木工、造车工都能从你那儿找到饭吃。如果这儿有个人，在家孝敬父母，出门尊敬兄长，坚守古代圣王的道义，以此教育后代的学者，却不能从你那儿找到饭吃。那你为什么只看重木工、造车工而轻视遵循仁义的人呢？彭更说：“木工、造车工，他们的目的是要以此谋生。君子遵循道义，他们的目的也是要以此谋生吗？”孟子说：“你为什么要考虑他们的目的呢？他们对你有用处，可以管饭就给他们饭吃。再说，你是按人的目的给饭吃呢，还是按对你有用给饭吃？”彭更说：“按目的给饭吃。”孟子说：“如果有人在这里，毁坏屋瓦割开车盖，他的目的是以此谋生，那你给他饭吃吗？”彭更说：“不给。”孟子说：“那么你并不是按人的目的给饭吃，而是按对你有用给饭吃的。”
孟子举出毁坏屋瓦，割开车盖的人，想用它来反驳彭更的话。因为他知道毁坏屋瓦、割开车盖这种没有用处而想找饭吃的人，彭更一定不会给他饭吃。即使这样，孟子举毁坏屋瓦、割开车盖的例子，也是不能驳倒彭更的。为什么呢？因为凡是目的在于想谋生的人中，毁坏屋瓦、割开车盖的人并不包括在内。既然不包括在内，就难于用它来反驳别人了。一个人无缘无故地毁坏屋瓦、割开车盖，这人不是傻子、疯子，就是闹着玩的。傻子和疯子没有谋生的目的，闹着玩的人也没有谋生的目的。想谋生的人，所做的大都是对人们共同有益的事情，他们把做的东西拿到市场上去卖，得钱回来，才能有饭吃。孟子现在说的毁坏屋瓦、割开车盖，对人没有好处，还谈得上有什么谋生的目的呢？有头脑的人，知道它对人没有益处，一定不会去做；没有头脑的人，跟傻子、疯子差不多，也就肯定没有谋生的目的。其实，毁坏屋瓦，割开车盖，跟小孩在路上玩击壤游戏有什么不同呢？在路上玩击壤游戏的小孩，他们的目的也是想谋生吗？他们还是小孩，没有什么目的可言。大人玩博戏，也属割开车盖之类行为。玩博戏的人，他们的目的也是为了谋生吗？玩博戏的还有人用来相互赢取钱财，赢的钱财多了，自己也就有了饭吃，这或许是有目的的。那么，扔石头和跳远的人，也属于割开车盖之类行为。扔石头和跳远的人，他们的目的是要谋生吗？那么孟子反驳彭更的话，不能认为完全合理。如果彭更听信了孟子的话，那么孟子可能被称作是“专门靠巧言诡辩来对付人”的了。
匡章说：“陈仲子难道不真是个廉洁的人吗？他住在于陵，三天没有吃东西，耳朵听不见，眼睛看不见。井上有个李子，被金龟子的幼虫吃去大半，他爬过去，拿来吃了。咬了三口，然后耳朵才听得见，眼睛才看得见。”孟子说：“在齐国的人士中，我就认为陈仲子是首屈一指的！即使这样，陈仲子怎么能算廉洁呢？要推广陈仲子的操行，那只有使人成为蚯蚓然后才能办到。因为蚯蚓在地上吃干土，在地下饮泉水。而陈仲子住的房子，是伯夷建造的，还是盗跖建造的呢？吃的粮食，是伯夷种的，还是盗跖种的呢？这是不可能知道的。”匡章说：“这有什么关系呢！他亲手编草鞋，妻子搓麻练麻，用这些来换房子和粮食。”孟子说：“陈仲子，是齐国的贵族世家，他的哥哥陈戴，在盖地的俸禄有万钟。他认为哥哥的俸禄是不义的俸禄，就不肯吃；认为哥哥的房子是不义的房子，就不肯住。回避哥哥，离开母亲，住在于陵。有一天他回家，碰上有人送他哥哥一只活着的鹅，他皱着眉说：‘怎么要这叫的东西干什么？’后来有一天，他母亲杀了这只鹅，拿来给他吃。他哥哥正好从外边来到家，说：‘这是叫的肉。’他于是出去吐掉了。因为是母亲的东西不吃，由于是妻子的东西就吃；因为是哥哥的房子不住，由于是于陵地方的房子就住。这还能算是把自己的操行推广到所有的同类事物中去吗？像陈仲子这样的人，只有变成了蚯蚓，然后才能成为推广他的操行到各个方面去的人啊。”
孟子指责陈仲子，没有讲到他的短处。陈仲子厌恶鹅肉而吐掉它，难道是因为母亲做的就不吃”吗？而是因为才刚刚谴责鹅说：“怎么要这叫的东西干什么？”后来有一天他母亲杀了鹅给他吃，他的哥哥说：“这是叫的肉。”陈仲子耻于违背了前面说过的话，立即把它吐了出来。要是哥哥不告诉他，他就不会吐；不吐出来，就是吃了母亲做的东西。孟子说他“母亲做的东西就不吃”这不符合陈仲子的意思。假使陈仲子执意不吃母亲做的东西，那么鹅肉端上来，他就不该吃。现在既然吃了，就知道他是因为那只鹅，厌恶它而吐掉的，所以陈仲子吐掉鹅肉，是耻于吃了不符合自己志向的东西，而不是违背母子的恩情，想不吃母亲做的东西。
孟子又说：“陈仲子怎么能算廉洁呢？要把他的操行推广到各方面，那只有人变成蚯蚓之后才能办到。蚯蚓在地上吃干土，在地下饮泉水”这是认为蚯蚓是最廉洁的，陈仲子要像蚯蚓一样，才算是廉洁的。他现在住的房子，要是伯夷盖的，吃的粮食，要是伯夷种的，这样他去住、去吃，才能够称得上廉洁。或许当时吃的是盗跖种的粮食，住的是盗跖盖的房子，那就玷污了廉洁的操行。孟子用这种观点来指责陈仲子，也还是不正确的。房子是承袭人家旧有的，粮食是用麻鞋麻线换来的，即使房子是强盗盖的，粮食是强盗种的，自己并没有听说过这些情况。如今哥哥的不义，有他自己的操行为证。操行表现在众人面前，大家看得清清楚楚，议论纷纷，所以陈仲子才避居于陵，不住他的房子，编麻鞋搓麻线为生，不吃他的俸禄。如果陈仲子住在于陵的时候，避居像他哥哥那种人的房子，吃像他哥哥那种人的俸禄，只要他耳闻目睹，清楚无疑，那么陈仲子不住不吃，是肯定的。现在于陵的房子没有看见盖的人是谁，粮食也不晓得种的人是谁，哪能有现成的房子住，哪能有现成的粮食吃呢？孟子指责他，这就太求全责备了。陈仲子住的房子，或许是强盗盖的，他不知道而住了，就说他没有把自己的操行推广到各方面，只有“把自己变成蚯蚓然后才能办到”其实，强盗住房的地下也有蚯蚓，它吃强盗房中的干土，饮强盗房子地下的泉水，那么蚯蚓又怎么能算是做到了廉洁呢？要把陈仲子的操行推广到各方面，满足孟子议论的要求，只有把人变成鱼然后才能办到。因为鱼生活在江河海洋之中，吃的是江河海洋的泥土，而海洋不是强盗开凿的，泥土也不是强盗堆积的。
但是陈仲子有个大错误，孟子指责他时没有能抓住。陈仲子离开母亲，避开哥哥，跟妻子单独住在于陵，是认为哥哥的房子是不义的房子，认为哥哥的俸禄是不义的俸禄，所以才不住不吃，真是廉洁到极点。那么他迁居于陵要回去看望母亲，就该自己带着粮食走。鹅肉端上来，一定跟饭一起。母亲做的饭，是用他哥哥的禄米，母亲不会自己有粮食给陈仲子吃，这是明摆着的。看来，陈仲子还是吃了他哥哥的禄米。伯夷不吃周朝的粮食，饿死在首阳山下，难道一吃周朝的粮食就会玷污他廉洁的操行吗？陈仲子的操行，似乎不如伯夷，但孟子却说他要变得像蚯蚓才行，这就弄错了陈仲子的操行该拿什么来跟他相比。
孟子说：“吉凶祸福没有一样不是命运，要顺应承受它的正命。所以懂得天命的人，不站在要倒塌的高墙下以免死于非命。尽力行天道而死的人，是正命；戴脚镣手铐而死的人，不是正命。”
孟子的话是认为人没有“触值之命”遵循操行的人可得正命，胡作非为的就要得非正命，这是说天命会随操行的好坏而变化。照这样说，孔子没有当帝王，颜渊早死，子夏哭瞎了眼，伯牛得麻疯病，都是四人的操行不好吗？为什么都得不到正命呢？比干被挖心，伍子胥被煮死，子路被剁成肉酱，这都是天下最残酷的刑罚，而不仅仅只是戴脚镣手铐了。如果一定要用受刑而死来证明得到的不是正命，那么比干、伍子胥的操行都不好了。人从天禀受了性命，有的该被压死，有的该被淹死，有的该被杀死、有的该被烧死，即使这些人中有人谨慎地修养操行，那有什么用处呢！窦广国跟一百人一起躺在炭堆下，炭堆倒塌，其他一百人都死了，只有窦广国一人得救，这是他命中注定该被封侯。炭堆与高墙有什么两样？命不该被压死，即使高墙倒塌，只要有窦广国的命就会逃脱。“一个人干事，像有股力量在促使他；不干，也像有股力量在阻止他。”命该被压死，就像有股力量促使他站在高墙下去被压死。夏王孔甲所进的那户人家的孩子，天命该卑贱，即使他被带进宫中，还是做了守门的人。不站在高墙的下面，跟夏王孔甲带那孩子进宫，其实都是同一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