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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土生土长在祖辈养家糊口的一亩三分地上,是地道的农民。当兵,是当时农民孩子走出农村的第一选择,在被部队上征兵的老首长相中的情况下,因其姑父曾经给地主家当过管家的政治背景,父亲的军旅梦被彻底的破灭。父亲凭着高中毕业的一纸文凭,成了村子里名副其实的乡村民办教师,同样的故事再次发生在国办教师转正和考大学上,在别人成立国办教师和工农兵大学生的时候,父亲还是地道的民办教师。改革开放后,父亲凭着自己的能力,考取了全县国办教师第一名,终于圆了自己的“皇粮”梦。父亲,也凭着自己的能力,从普通教师、教导主任、校长,实现了到乡镇中心校长的跨越。
然而,父亲走了,在义务教育全面推广的时候;父亲走了,在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家里逐步实现小康的时候;父亲走了,在他的老儿子即将大学毕业走上工作岗位,要拿着第一个月的工资孝敬他的时候。父亲走了,撇下了他栓塞偏瘫的结发爱妻,撇下了他尚未就业、完婚的老儿子,也撇下了他摸爬滚打了二十多年钟爱的教育事业。父亲走了,全家人痛哭流涕,全族人痛哭流涕,全村人痛哭流涕,全镇、全县教师痛哭流涕。于是,我开始缅怀父亲,用自己的方式缅怀父亲走的那个深秋。
(一)2002年的暑假
期末考试最后一门功课的结束,预示着2002年暑假的不期而至。那时候的我,已经开始厌倦假期,尤其是长假,遥遥无期的假期,总是阻隔了许许多多相爱的人,当然也包括我和我的她。然而让我难忘,可以说终生难以忘却那个假期的理由,不是因为难以忍受思念的煎熬,而是深沉的亲情挽留不住父亲逐渐消逝的背影。
哥哥总是费尽心机地想对我隐瞒父亲的病情,随着时间的拉长,还是被我洞穿了其中的破绽。当看到ct的诊断结果清楚地写着“肝癌”两个大字的时候,我懵了,脑子里一片空白,瘫软地钻进沙发里,半天没有回过神来。想不到如此简单的两个字,杀伤力竟然如此之大,让平素酷爱文字的我难以理解和体会,伤心欲绝地难以自拔;更想不到,向来身体强壮的父亲,竟然如此脆弱,生命如此脆弱。
很自然地和家人达成了继续向父亲隐瞒病情的共识。我压抑着生命里最本质和最朴素的东西,绽放着笑容在市中心医院陪床。我是父亲最小的孩子,也是父亲最娇惯疼爱和管理最严格的孩子,在他眼里,我是他的希望、他的影子,只有我在他身边,他才能忘却病痛,坚定治疗的信心。而当父亲熟睡的时候,我才会冲到离病房不远的窗口处,打开窗户,肆无忌惮地吸烟。往往是点燃一支香烟,深深地吸进肺腑,然后宛若一声长叹般的吐出,好像只有那样,心里的伤害才能得以倾诉和释放。飘渺的青烟,在皎洁的月光下袅袅上升,模糊了我的视线,也模糊了青春稚嫩的脸。
抬眼眺望着老家的方向,此刻,憨厚的兄长也许正在为不知情的半身不遂的母亲洗却心底的挂念。自从,父亲住院以来,母亲总是撑着拐杖,一瘸一拐地伫立在村头向着丈夫和儿子归来的方向张望。她的额头一定是紧缩着,向秋高气爽的天空中突然密布的阴云。
父亲爱干净,陪床的日子里,我每日给他洗脚擦身。记得第一次的时候,他打趣的对我说:“这是咱爷俩的第一次亲密接触”第一次亲密接触!才突然想起,我几乎没有从来没有与父亲有过肌肤上的接触。小时候,父亲在镇上教书,每天下班回家,便换下只有上班时才穿的那套中山装,匆忙地赶向田间地头,赶向他心爱地培育了多年的果园,几乎没有抱过我。偶尔遇上下雨阴天,他也没有抱过我,不是他不想抱,而是过于疼爱我的母亲担心他抱不好。长大后,与同学朋友见面时学会了握手,但与父亲见面时却不会,总是我笑着喊一声“爸爸”他笑着点头答应一声,却也没有肌肤上的任何接触。而如今,我与父亲有了肌肤上的亲密接触,不止一次的亲密接触。然而却是在父亲病重之际,弥留之际。倘若这种接触非但不能避免这样一个不得已的理由,我宁愿永远不和父亲有这种接触,哪怕我只会憨厚地笑着叫他一生“父亲”他也只会憨厚的应和一声。
给父亲洗脚成了我的一种习惯,也成了父亲的习惯。漫长的假期结束了,重返校园的我却依旧能给父亲洗脚。穿梭于水利专科学校和中心医院之间(我就学的学校与医院只有一路之隔),我愿永远这样地穿梭下去,永远这样地把父亲的脚洗下去。
我知道这只是一种奢望,而我在心里却从未停止过这样的期待和祈祷。
(二)文字独白
一直想为父亲写点什么,可是却久久没能成行,不是没有感触,而是怕迷离的文字难以深刻完整地表达这种朴素深沉的感情。陪床的日子,恰恰给了我充裕的时间。每当父亲睡熟时,我就摊开纸张,任欲望浓切的表达,写下了关于父亲的只言片语。
文章的题目叫父亲,我的偶像。初稿总是过于幼稚,总想试着拿出一个“沉甸甸”的东西呈给父亲,然而我却没有了机会,永远的没有了机会。当面对着肝昏迷沉睡的父亲,我放声地朗诵着,泪水却不能自持地模糊了我的整个脸庞。尽管那文字稚嫩,尽管那文笔也不算流畅,但它却成了伴随父亲走过人生最后历程的我的惟一见证。
那文字犹如我的心一样,在独白,在哭泣。文字独白,我心哭泣。
下午实验课的时候,心里总是忐忑不安,心神不宁,好像有什么事要发生。课间十分钟,我匆忙地跑到教学楼下给家里挂了电话。“爸病危,速归”!慌张地打车,不停地催促司机加快速度,最惧怕的事终究还是比预料的早早的来了。
屋子里堆满了人,见我回来后自动地闪出一条可挤身而过的空道。父亲一只手紧紧地握住我的手,另一只手极力地牵着我的耳朵放在他的嘴边。他想和我说话,可是嘴不停地翕动却丝毫发不出任何的声音。我不住的点头,示意着我记住了他的话。父亲突然推开我,吃力地抬起头,奋力地指着挂在墙上的输液瓶,做出拔掉的手势,然后又突然倒在枕头上,沉睡不醒。
这是肝昏迷。是父亲此前告诉母亲的。一天,父亲翻看着他书桌案头上的医学辞典,对母亲说:“我的病到最厉害的时候,就要昏迷,叫肝昏迷。那个时候几乎无药可救了,你就可以嘱咐孩子们给我安排后事了”这是父亲接受治疗以来唯一一句“窄心话”他知道自己得的是不治之症并将不久于人世,但却用最宽心的话来劝慰前来看望他的领导、同事和亲朋,也包括我和我的母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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