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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批评领域有关“宽容”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时，他却远为清醒地看到了“宽容”背后的价值真空和“平庸者的专制”：“社会文化应该是多元的，但是，对于这多元格局中的某一个具体的人来说，他的精神抉择却不可能是多元而无立场的。事实上，那也是不可能的，即使可能，那结果就不再是多元化，而成了无立场的一元化，成了不准坚持自己立场和观点的多元化平庸者的专制。”（关于批评的宽容与不宽容）
90年代的中国文化收获了形形色色的“主义”和此起彼伏的“新”与“后”而在轮番登场的流行话语中，先生敏锐地意识到：“无论前现代的力量多么根深蒂固，无论后现代思潮多么时髦诱人，对于中国来说，到头来仍然要老老实实地进行现代文化建设。”因为他痛切地感到：“20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历程，不是一个现代文化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而是一个现代文化在各种冲突和挤压汇总浮沉和挣扎的曲折过程。中国的现代文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辉煌开幕式之后，便很快走上了风雨飘摇之路，现代知识分子经过一场场改造运动，也终于不再‘现代’。虽然有20世纪80年代的现代性复苏，但结果是有目共睹的：现代文化建设工地转眼间满目荒凉，建设者纷纷撤离另谋高就，甚至回过头来对正在施工的建筑进行解构。”于是，他禁不住深切呼吁： “为了无法避免的现代化过程，有必要珍惜中国既有的现代性资源，为了保存一点现代性资源，清醒的知识分子就不应该只是盲目追随新潮狂奔，而应该于边缘的荒芜之中做精神的守护。”（追求与守护）
至此，我不由得想起澳大利亚关于高等教育研究的“蓝皮书”中开篇的一段话：“人文与社会科学的研究对于我们作为一个民族的身份感与内聚力作出了主要贡献，它培育着对于我们自己的文化与历史的亲近感，促进着对于不同的传统与习惯的理解、对于宽容与尊重的重要性的理解，同时还激发着就我们的民主社会追求的目标、方向与价值进行的争论。”（文化研究第1辑，2000）
在与我们这些学生的书信往来中，先生每每题名落款，总是“新宇”二字。新宇——一个洋溢着新生与活力的名字，但在他的笔下，却难见辞旧迎新的欢欣和威震寰宇的豪迈，面对先锋的退却、主体的衰落、文学精神的下滑，面对反省的缺失，以及苦难和罪恶的一次次被遗忘、被遮蔽，他的笔端无法不浸满忧思，他无法不在“跨世纪”的狂欢中深深质询：如何面对新的世纪？
因此，尽管汉语言歧义丛生，我仍然有理由相信，在他那里“走过荒原”不会只是一个告别与完成的姿态，我更愿意将之理解为一个“过客”进行时态的抉择：“我只得走，我还是走好罢“（鲁迅过客）
写到此，我的眼前不由得又浮现出第一次拜望先生时的情形，那个初夏的夜晚，有梧桐花的清香。那一次，先生和我谈起了学问之途，他幽幽说到：路很长，可还得走下去
“人子啊，你说不出，也猜不到，因为你只知道一堆破碎的象，曝晒在烈日之下，而枯死的树展不出凉荫”——这是荒原诗人艾略特的感喟，也许，正是荒原，注定了此生的跋涉与寻找。
在谈到这十年的精神之旅时，先生坦言：“我虽然心境时好时坏，却在悲观的底子上越来越增加着乐观色彩，而且真的接受了‘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这句名言”他说，他没有理由不感到乐观，因为“在一片片植物倒伏的时候，我们毕竟还能看到挺立的树；在集体滑坡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看到顽强攀登者的身影；在知识分子侏儒化成为时髦的时候，我们仍然能看到精神战士的薪火相传”（自序）
是啊，还有什么理由不乐观呢？
既然荒原上，依然有跋涉者深深的足迹。
（走过荒原：1990年代中国文坛观察笔记李新宇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004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