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雨露天将末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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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尽管褒贬不一，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总要遇见创造社。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郑伯奇、穆木天、倪贻德、何畏有些耳熟能详，多数则尘封于斑斑霉迹，笔尖波澜似乎早已平复。但如果潜心翻阅那些文稿，自有无边风云涌动。

    夏志清先生说，文学研究会的创作态度远比创造社严肃，而对青年的影响力，创造社却“实在大得出奇”道理我想很简单。五四之后，青年成了民族的希望、进步的象征、文艺的主体，谁能抓住青年读者，谁便能“暴得大名”创造社的主要成员是留日青年，羡慕日本的飞速发展，又饱含漂泊异乡的痛感；担忧祖国纷乱的时局，又万分关注国内思想动态。他们要呐喊，要宣泄，要挣脱樊笼，要抒发性灵，选择浪漫主义、主情主义是顺理成章的。

    1921年，郭沫若的女神、郁达夫的沉沦，以“创造丛书”的名义由泰东书局出版。郭沫若高喊“我便是我呀！我的我要爆了”！郁达夫偏重刻画性心理。两者风格迥异，却同时凸现了“我”——郭沫若向外，郁达夫向内。传统文学强调“文以载道”作者要根据孔孟经典不断矫正自身趣味，至于青年状态的探索、挖掘，远远谈不上。因此，郭沫若和郁达夫的“内外夹击”毫无顾忌地呈现自我，恰恰迎合了青年人骚动不安、忽喜忽悲的特征。相映成趣的是，近几年“八零后”的兴起，很重要的原因是青年文学长期缺位，份额被流行音乐、大众影视分享，八零后以文学的姿态收复了不少“失地”；同时也是对僵化教育的变相逃避和消极抵抗。

    编完第1卷第2期创造季刊，郭沫若写下编辑余谈，称：“我们的主义，我们的思想，并不相同，也并不必强求相同。我们所同的，只是本着我们内心的要求，从事于文艺的活动罢了。”“本着内心的要求”即抛弃“文以载道”的陈词滥调，而“高赞这开辟鸿荒的大我”（郭沫若创造者）。早期创造社的小说政治味、说教味较淡。郭沫若的残春有一段“性梦”他后来解释“描写的心理是潜在意识的一种流动”受了精神分析学派浸染。陶晶孙的木犀音乐会小曲笔触哀婉纯粹，非常唯美。倪贻德的花影写到由于女主人公与人订婚，男主人公的初恋终结，也并未渲染来自家庭、社会的压力；相反，重点放在少男少女间朦胧纯真的爱恋，有几段温情而富生趣：

    但是她越劝得殷勤，他越哭得起劲。他觉得哭的时候，耳边能够听到这样婉转的声音，颊上能够感到这样温软的触觉，是最愉适不过的，所以索性尽量的大哭起来。

    （女孩为男孩缝纽扣时）我们的脸儿是对面对着，起初还是远的，不知什么原故？把我们当中的一股热气吸引了拢来，渐渐移近了，渐渐依偎着了。她的眼睛闭成一条弯弯的曲线，再也注意不到纽扣上；她的手也颤抖得厉害，再也没有力气缝下去。我还觉得那时的感觉，是那么样的和暖，那么样的温软，而且又那么样的香甜。

    早期创造社的小说多带自传色彩，而各个作者经历不同。黄业初的恋爱初期之失败者，直率地道出了另一种普遍情绪：“lonesome！lonesome！”是我的病名，我因为患了lonesome病，一遇见她便变了症，变成一种one-side love了，我的悲苦比患lonesome症还来得利害。这些情绪颇能打动当时的青年。

    当然，问题小说、社会小说仍占创造社创作的相当比例。郑伯奇的最初之课描述了一段类似鲁迅“幻灯片事件”的经历，有启蒙思想；赵邦杰可怜的少女揭露了“妇女守节”观念产生的恶果；淦女士的隔绝以第一人称书信形式写来，痛诉家庭的禁锢，毁灭了她的恋爱；郭沫若的歧路讲叙一青年弃医从文所遭到的磨难，情绪激烈这些事情同样是青年读者萦绕于怀的，可见，早期创造社赖以吸引读者的，是对青年生存状态、心理的把握、体认和发挥。

    二

    一般认为，五卅运动彻底改变了创造社的文艺倾向。其实这一嬗变早埋下伏笔，有三篇文献值得注意。

    第一篇是郭沫若的我们的文学新运动，刊登在创造周报第1辑第3号。郭沫若用八句极其煽情的话结束文章：

    我们反抗资本主义的毒龙。

    我们反抗不以个性为根底的既成道德。

    我们反抗否定人生的一切既成宗教。

    我们反抗藩篱人世的一切不合理的畛域。

    我们反抗由以上种种所派生出的文学上的情趣。

    我们的运动要在文学之中爆发无产阶级的精神，精赤裸裸的人性。

    我们的目的要以生命的炸弹来打破这毒龙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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