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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非常寂寞，非常非常疲倦。
唯一的安慰是出版社寄来的支票，然而手作仔能赚得多少？不外是生活略为宽裕一点而已。
渐渐朋友的电话也绝了迹，就算铃声响，也是编辑追稿。
而我呢，成日伏着头，写写写，生活是这样沉闷，简直不能相信天底下有这么倒霉的职业，时间悠长，一个人坐在家中，不能见客，没有同事，高度精神集中，写写写。
我问编辑老潘说：“我想写长篇，长篇小说比较正气，可以出书，完整一点。”
他瞪我一眼“可是只要写得好，短篇也是契可夫。”
倦的时候，巴不得抛开一切，管得他是什么托尔斯泰、海明威、沙洛扬、姬斯蒂还是其他。
我自顾自说下去“长篇”
“香港没有人要看长篇，越短越好，明白吗？站在车里，坐在理发店里，临睡之前，一下子就看完，最适合都市的节奏。”
我腻了，我想抛下一切，到巴哈马去渡假。
我冲口而出：“找一个没有人追稿的地方。”
老潘冷冷的说：“那还不容易，但是你的生活费用怎么样？还是趁年轻的时候多赚一点，手头有个积蓄，免得七十岁时东山复出。”
钱我疲乏的想：真害死人。
一个月五个短篇，想题材会疯掉，上天入地，什么都写遍，自巴黎到地下铁，头大如斗，稿费再高，我也如一只榨干了汁的橙，瘪掉。
“生活乏味。”
“电视台不是偷你的小说来改电视剧吗？生活乏味，同他们打官司呀，把过程写下来，又可以出一本书。”
我同老潘说：“是是是，出恭也写书。”
老潘瞪着我“你越来越粗俗。”
我还嘴“所以小说越来越卖得多。”
“不理你，明天交稿。”
有读者写信来骂我，说我作品味道越发淡了，不知所云，莫名奇妙，像一煲鸡汤，不停的斟出来掺水，淡得可以。说得很有道理。
最好是只写一个长篇、一个短篇、一篇杂文。可是环境不允许。
才在动脑筋，电话又来了。
是明叔，日报老总。
他说:“信收到了。”
“怎么样？”紧张起来，是要求加稿费的信。
“最近报馆被人告，我觉得在这个时间提出这个要求不太好，你说是不是？”
我怎么说不是？“那慢慢再说吧。”
“我会尽快答覆你。”他挂了电话。
我放下笔，看看窗外，阳光正好，放下工作又到什么地方去？喝茶喝到下午五点，我便内疚起来，有种犯罪感，觉得自己没有资格那么优悠，做疯了。
电话铃响，是妹妹。
“什么事？”我说：“没时间聊天。”
“姐姐，我答应老师到飞机场接一个朋友，我忽然有事，你代我去如何？”
“开玩笑！”我怪叫：“你代我去我还不要！”
“姐姐，那位来客是老太太，八十岁，她不可能摸到路到市区，你帮帮她。”
我啼笑皆非“你有什么急事？为什么出不去？”
“小姐，我在医生这里，我忽然作动，看样子要生产了，”她说：“你在这种情形之下，不会走不开吧？”
当然，这个理由已经够充份。“几点钟的飞机？”
“四点半。”
我看看手表“叫什么名字？”
“老太大叫谢斐素心。”
“多好听的名字，我会拿着个牌子到飞机场去找她，现在就去，你放心了吧？”
她说：“谢谢你！”
我拿着“欢迎谢斐素心”的牌子到机场，举起它。
去他的稿子，总得有点私生活。
旅客陆续出来，果然有一位十分干净，白发如银丝的老太大朝着我的牌子走过来。
“谢老太？”我惊异于她的精神奕奕。
看上去也像是七八十岁，但是双目闪烁，一脸笑容。
“你是来接我的凌器？”她趋向前来问。
“不，我是凌器的姐姐，凌感。”
她笑了“你们年轻人真可爱，谁说如今人情薄如纸？你们还不是对老人很好，像这位周先生，一直自美国照顾我到这里周先生？”
这个时候我才注意到她身后有人。是一个高大英俊的年轻男人，他向我微微一鞠躬。
谢老太太说：“周先生，没你事了，我们再联络吧，再见。”
那位年轻人向我说再见，又向老太太说再见，拿起行李走了，我问老太太“你没亲人？”
她说：“没有，我家在三藩市，自己回来探访老朋友，朋友是令妹以前的教师，她不良于行，所以托令妹，刚巧令妹亦不便，唉，这是地址，你送我去吧。”
我驾车把她送到那个地址，干脆替她提着皮箱上楼，另一位坐着轮椅的老太太来开门，她们相见大欢，我自觉做了宗好事。
她们留我吃饭，我放下电话与地址，叫她们随时与我联络，但那晚的确有事，不能奉陪。
我颇担心“你们起居有人帮忙吗？”我见屋子收拾得异常整洁。
“有一个很好的钟点女工。”老太太回答：“世界上充满好人。”很安乐的样子。
真乐观，我离开她们的时候想，我要是一半这么开朗就好了，那还不朝气勃勃，心想事成。
回到家中，开了电视吃电视餐。我并没有事，只是不想与两位老太太相对无言。反正隔三四十年，自己迟早会变成她们那样，此刻何必过早练习与孤独老人相处？
妹妹在第二天生了个胖儿子，足重三公斤。
我到医院去看她，居然碰到谢老太，那位周先生也在。
谢老太说：“我把周先生拉了来，大家年轻人做个朋友不妨，是不是？朋友越多越好。你们的气质相仿我不多留了，凌器需要休息，是不是，凌器？”
她很识相，难得的耳聪目灵，一点都没有时下老人的通病，如果将来我老了也会这样，我就不介意老。想到这里，声音软了下来。
她问我：“你还没有结婚吗？”
我摇摇头，怪不好意思地，顺带看周君一眼。
“奇怪，都迟婚，到底是挑剔呢，还是贪图独身轻松？”她笑问。
我不好意思答，顾左右而言他“我们走吧！”
“周先生没车子，你送我们如何？”谢老大问我。
“好好好。”我温和得很恰如其份。
谢老太坚持我先送她，我觉得很蹊跷，向周君投去一眼，刚巧他也朝我看来，我们相视会心微笑。
这就是旧通俗小说中形容的“眉来眼去”吧？我忽然之间面孔红了。
送回谢老太，在她处喝过茶，出来时周君说：“如果你不便，我自行回家好了。”
我笑说：“我没有什么不便。”
他便跟我上车。我问他：“周君你是干哪一行的？”
他很懊恼的样子“厌恶性行业，女孩子一听便吓得什么似的。”
我讶异“不会比我的职业更可怕吧？我的工作是信口雌黄，吹牛扯谈，你说多无聊。”
“真的？那是什么工作？”
“我专业写小说。”
“哈哈哈！”他说：“你太谦虚了。”
“你呢？”
“法医。”
“哦！”我说：“真是同病相怜，大家都得不到世人的谅解。”
“可是做为一个作家”
“谁敢说自己是个作家？”我笑“都是江湖救急胡乱混口饭吃罢了，名不正言不顺，倒是你，堂堂专业人士，不必以少数人意见而对自己职业抱有偏心。”
“凌小姐，被你三言两语，我顿时振作起来。”他很会说话。
“客气客气。”我说：“府上到了。”
他礼貌的问：“有空喝杯茶吗？”
“刚喝过，一肚子水，改天吧！”女人总得有女人的矜持，我推了他。
“改天见。”
我加一句：“改天再约。”
家里有数千字要赶，我实在没有心思出去喝茶玩耍。我不敢说自己有工作狂，但有时候看到无名小卒或是当今红牌，动辄脱稿，实在觉得他们没有责任感。
没有空就不要写，写了就得负责。
但是逍遥的人自有他们的乐趣，像我，成日的写写写，快发疯了，没有人同情我。
说什么自由工作，人家至少有周末休息，我们连这种例牌假都没有，眼睛一睁开来便得写。
也曾试过出外找一份工作，可是一层层的晦气压下来，很不习惯，早上准七时起床，到公司报到，把所有该做的工作全部做完，老板还是要挑剔，无论怎样，他是英才，你是奴才，这样子下去，日子久了，难免不为了息事宁人而自认是奴才，这么滑稽的关系不知如何维持，只好辞职。
至今尚怀念那份薪水，虽然同事粗鲁不文，又病于肤浅，但到底月底会得发出固定的薪水来。
这是过去的事，不必多说。
电话铃响，是阿施，她说：“老板说你还是写短篇吧！他说一个杂志里有两个长篇不好，张小姐已经写到第二十三。”
我不耐烦“她写到第两百三十我也不管，她的长篇在做梦，我的长篇是生活，怎么相同？”
“老板说，您老请少安毋躁。”
“为什么不叫她写短篇？不是说只差过曹雪芹吗？应该随心所欲呀！”
“你最好全世界的人都迁就你。”阿施说。
“是吗？那为什么我一写短篇就是十年？”
“没有人写得比你好。”
“我不要听这种话。”
“是吗？拍马屁也不管用？”阿施笑“这种事倒不多，俗云，千穿万穿，马屁不穿。”她挂断电话。
电话铃再响，我取起听筒“听着，阿施”
那边沉默一会儿。
“喂！”
“我是谢老太。”
“啊是，对不起，我还以为是编辑追稿呢！”
“凌感，你妹妹说你忙工作都几乎忙疯了，你也要为自己打算打算呀！我看过大作，认为它们的确值得欣赏，但是你老了之后，你的书会不会叫你‘妈妈’？著作能给你带来名气，不能带来温情呀！”
我笑。七八十岁的老人家，居然还有心情关心别人的事。
我唏嘘的说：“没有男朋友，又没有智慧来打发时间，所以只好做做做，很麻木。”
“麻木？不见得，看上去你彷佛很痛苦。”
“怎么办？”
“我来替你作个冰人如何？”
“冰人？”我咕咕的笑“你有子侄吗？谢老太。”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呀！那位周先生你觉得如何？”
“他？”我沉吟“不知道，可能性不高吧！”我嚅嚅地说。
“你要给你自己机会呀！”谢老太鼓励“看见好的男孩子，要把握机会。”
“我忙着写稿”找藉口。
“自粕以暂时放下，是不是？”
“不晓得怎么约会人家。”又急急换另外一个藉口。
“人家约你，你推掉，是不是？”她什么都知道，了不起。
我静默。
“我再帮你安排一下如何？”她试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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