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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人们常常这样说，劝人或者自慰。但过去的事如果真能过去，不留任何影响于今天，人们大概就不需要如此的劝人或者自慰。不是么？这样说的时候，一定是为了一往事的波涛又在浸痛尚未结疤的伤口
一
我们从小就认识，她叫我大海哥，我叫她小秀儿。她是我家阿姨的女儿。
阿姨才来时我刚上小学。一天放学回家，一推开门，见一个农村打扮的女孩子坐在沙发上，睁大眼睛怯生生地望着我。
“你是谁？”我问。
“我是小秀儿，我妈在厨房。”她说。
“你妈妈是谁？”我又问。
她摇摇头，依旧那么怯生生地望着我，似乎没有懂得我的话。我饿了，在屋里东翻西翻地找吃的东西，小秀儿睁大的双眼一刻也不离开我。
见我坐下来狼吞虎咽地吃着苹果，她像是放了心，带着几分乡间怯音问我：“你是大海哥？”
“是呀。”我一边嚼着苹果。
她笑了，说：“婶婶说你回来跟我玩”
“什么婶婶？哎呀！你怎么把新娃娃包上这么多破布？！”我看见她怀里抱着舅舅新从国外给姐姐带来的洋娃娃。
“怎么是破布？是被窝”
“把新娃娃弄脏了！”我跳起来，一把抢过洋娃娃。
小秀儿不声不响，再度睁大了眼睛望着我。然后，开始慢慢地叠手里的几块破布。
妈妈来了，身后跟着一个农村打扮的妇女，小秀儿立刻跑过去，偎依在那个妇女的怀里。那就是小秀儿的妈，我家阿姨。
妈妈狠狠训了我一顿，并要我把所有的玩具都拿出来，和小秀儿一起玩。
晚上，妈妈把台布拿来给洋娃娃作被子，小秀儿的笑声充满了房间，她的天性是活泼的。一大海哥，我当洋娃娃的妈，你当她的爹，行吗？“小秀儿一句话，把爸爸妈妈都逗笑了，只有阿姨却垂了头。
“不，我要当师长，不，当司令官！”我正把帽子捏扁，、腰里插着两把“手枪”在屋子里昂首阔步。
“当官？大海哥，你别当官，当官要坏良心”
“啪！”阿姨一巴掌把小秀儿打了个趔趄，喊：“不许胡说！”
“您说的嘛又不是我”小秀儿小声叨咕。
“啪！啪！”又是几巴掌，一再胡说。打死你！“阿姨真的生气了。
小秀儿哭了，阿姨也哭了。妈妈劝阿姨，爸爸哄小秀儿，我和姐姐吓坏了。
大了，才知道这事的原因。有一次，看完霓虹灯下的哨兵，妈妈说，陈喜这个形象颇有典型意义，小秀儿的爸爸看了不知怎样想，他比陈喜多走了一步，进城不久，便抛弃了这母女俩。
这样的人有，只是不好搬上舞台。
小秀儿越来越漂亮。大伙儿也都这么夸奖她的时候，我们却很少在一起，偶尔见到，话也少了。阿姨嫁给了一个工人，小秀儿有了爸爸和哥哥。阿姨照样在我家忙，小秀儿却在她家忙，要上学，要做饭，要洗一家人的衣裳。每个学期的期末，阿姨都要拿来一张三好学生的奖状，笑着给爸爸妈妈看，说是小秀儿进步得这样快，多亏了我爸爸和妈妈。
二
“文化大革命”的第一阵飓风便吹毁了我家的四合院。红漆大门贴上了封条，爸爸失踪了，妈妈被四处游斗。我是干部子弟中最不幸的一个，还没容得我穿上军服，戴上袖章，去造反，去高歌，去奔腾叱咤“黑帮子弟”的头衔便打得我晕头转向。象一片树叶，任飓风吹去，随飓风盘旋，凭飓风安排我的命运。
那时我似乎才真正踏进了人世，长者亲昵的抚爱变作惶恐的冷眼，朋辈的戏谑之言成了罪责的依据，亲戚们的阿谀逢迎改为望风而逃。“革命后代”一旦为“黑帮子弟”所替代，赞扬便永远地消尽，嘲讽和喝斥随即袭来我迷惑、恐惧，我感到苦闷和凄凉
妈妈又得了心肌梗塞。每夜在医院看护她的时候，我甚至感到绝望，在心底哀叹着命运的无情。往事浮上眼前，而往事又都已破碎，包括“人生”“幸福”“革命”“理想”——这往日侃侃而谈的一切。
这时小秀儿来了，带来几样饭菜，说是阿姨叫她送来，妈妈和我都爱吃的；说是阿姨虽已不在我家，却时时挂念着我们。
小秀儿坐下来，用少女特有的善良和同情的目光望着我，说：“伯伯和婶婶都是好人，我总也不会忘记他们对我的教导。我不相信他们会是‘黑帮’，事情总会弄清楚的。”
“清楚？可有时那是命运，”我说。
“命运？你怎么也相信命运？！”她露出惊讶和焦急的神色，久久地望着我。
直到我把饭菜吃光，她才又说：“有一回伯伯跟我说起了命运——他知道我妈总把‘命啊命’的挂在嘴边上——伯伯说，”说到这里她仰起头，望着天花板，象背一条物理公式似的继续说：“命运绝非造物主的安排，因为那样的造物主是没有的。可是人们的头脑中却又为什么产生了命运的概念呢？却又为什么产生噢，我的本子上记着呢，”她说着从书包里掏出个日记本，翻开，认真地念下去：“那是因为客观世界里总有一些我们尚未认识的矛盾，而它们却又不依我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有时会影响我们，甚至伤害我们。这就是被人神化了的命运的本来面目。”
“我知道，当时我也在。”我说。
“可伯伯还说，”她急忙又往下念“我们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要认识那些矛盾，掌握矛盾的规律，驾驭人类的命运。这你还记得么？”
我说：“记得。”
小秀儿的眉间现出轻松的笑容。
二十几岁的年华，毕竟是人生最美妙的季节，是春天。它充满了活力、激情和向往。小秀儿尤其是这样，她的眼睛在闪光，她的激情在驰骋，她的青春在迸发，虽然她又是那样的文静。那时，我们便又谈起了人生、理想和幸福。人生是什么？是斗争；理想是什么？是革命；革命呢？是无私地为人民服务；幸福呢？便是这一切的总和，我们为共同的结论而兴奋，直到远处车站的钟声响过十下。“大海哥，你先睡会儿吧，妈要我替你，你都熬瘦了。”
小秀儿不由分说，在走廊里找好一条长椅，硬把我拉去，按下，把大衣盖在我身上
那夜，我做了一个梦，梦见小秀儿紧紧地抱着那个洋娃娃，睁大眼睛问我：“我当娃娃的妈，你当娃娃的爹，行吗？”还没等我回答，就听得“啪！啪！”几声巨响，小秀儿哭了，一边哭一边叠着手里的几块破布。
“小秀儿！”我喊了一声，惊醒了。
我悄悄地走进病房，轻轻地推开病室的门，一眼就看见了妈妈那张憔悴的脸，但憔悴的脸上却挂着久已不见了的笑容。
小秀儿背对着我坐着。看不见她的表情，只听见她说：“不怕，婶婶，我不怕，妈妈也不怕。”
“可他们说我是‘黑帮’。”妈妈说。
“不，婶婶，我不信您和伯伯会是黑帮，我妈也不信。”我想象，小秀儿那时一定又是焦急的神情。
我看见妈妈在擦眼泪。
小秀儿慌得站起来：“婶婶，您别难过，事情总是会弄清楚的。”小秀儿天天都来，给我们带来可口的饭菜，更给我们带来了安慰和温暖。妈妈的病渐渐好转了，脸色也红润了许多。
真的，那毕竟是人生最美妙的季节，是春天。当春风吹醒了希望和理想，感情便也象解冻的溪水，潺潺而流了。二十几岁是逃不脱爱情的。可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的中国人，说起结婚多是那么坦然，而一听到“爱情”这个字眼，都是轻则脸红心跳，重则斜目横眉，甚至嗤之以鼻。小秀儿便是个轻的，那时的我么，自命是一个例外。
一天，车站的钟声响过十下，我对她说：“小秀儿，我想听听你对爱情的看法。”
“什么？”她睁大的双眼和小时候一样。
“爱情，你对爱情怎么看？”
“爱噢不我”她惊惶地环顾四周，然后羞红了脸，用食指抠长椅的边缘。我永远不会忘记她那健康、朴素的美。
“我今晚要早点回去”她站起来。
“这个你拿去，”我掏出一本书。
“什么？”
“马克思的青年时代，你看吧，无产阶级也需要爱情。”我当时很觉得自己是个男子汉，是个指导者，甚至为此飘飘然了。
第二天她来得特别早。我吃着她亲手做的饭菜时“爱情”这个字眼第一次从她嘴里说出，尽管仍带几分羞涩。她说她为马克思和燕妮的爱情所感动。燕妮家有钱有势，好些纨绔子弟追求她，而她却选择了贫穷而又名禄全无的马克思。
“是共同的理想把他们联在了一起，理想指引着爱情，爱情又增添了他们为理想而奋斗的力量。”我总结。
她同意，还特别翻出书上的一句话给我看。她不会拿他去换任何一位爵爷。
就这么，我们谈起了爱情。小秀儿在她固有的一切美之外，又添进了开放的思想和热烈的感情。我以为那是我的功劳，她也承认。那时的小秀儿啊，笑声和歌声是她的影子。我们朝夕相处，读书，发议论，品评现时，回忆过去，憧憬未来春天，万物都在更新、生长、创造。
我总不能忘记，我们一起读了鲁迅的伤逝。我们为涓生和子君的结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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