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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局而悲哀，为我们生在今天而庆幸，并且坚信了一条哲理：只有共同的理想和斗争能使爱情时时更新、生长、创造；一旦沉入卿卿我我，为家庭的大地所束缚，爱情便要无聊，便要僵死。于是我们商定，我们要爱得不同凡响——革命而又浪漫。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同去边疆而又不在一起的原因。
三
塞外的寒风并不能吹去春天，并不能吹毁萌芽。柏拉图式的爱情插上了书信的翅膀，三年，书信积成了捆，小秀儿说那是我们的鹊仙桥，我说那还会是我们的证婚人。
翻开那些书信，随时可以找到马克思、列宁、毛主席，可以找到曹雪芹、鲁迅；可以找到巴尔扎克、车尔尼雪夫斯基、奥斯特洛夫斯基；还可以找到“九二0”土壤，育种
然而，命运到底有没有呢？
爸爸解放了，我上了大学。如今我已无需说谎，是的，正是从后门。但那时我并没有告诉小秀儿，为了我们共同的理想，为了小秀儿的爱。小秀儿绝对地相信我，那时她在信中竭尽嘻笑怒骂，她笑行贿是黑夜的偷儿，骂走后门是明火执杖的强盗；她为神志民的反戈而振奋，为张铁生的得势而愤怒；她为总理的艰苦朴素和谦恭下士所感动，为江青的附庸风雅和勃勃野心而惊诧。她是一炬燃着的火，而我却已象一堆烧尽的灰。我每日只在english的领域中思想，只为出国的前景所激励，而这一切都不过是后门的恩泽。我不愿说穿它，或者竟是不敢，为了小秀儿纯真的爱和连接那爱的理想。我随声附和着她，欺骗着她，甚至躲闪着她。
慢慢的，小秀儿的信稀疏起来，信中透出了忧愁、彷徨和沮丧。记得她从兵团写来的最后一封信是这样结尾的：“又一批人走了，当兵去了，回城去了，进歌舞团去了。进报社去了都是靠了好爸爸的功劳。试验田荒芜了，农科站倒闭了，人心散了，各谋归宿去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大海，这间屋子里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我也渐渐觉得模糊。”
我接二连三地给她写信，却不见回音。大概是她终于发现了我的虚伪和欺骗。
一天，她忽然来了，从兵团回来了。然而那迷人的笑靥没有了，欢快的歌声没有了，迸发的活力没有了。小秀儿变得倦怠，愁苦。
当我们踏着香山落叶的时候，我胆怯地问她，还爱我不？她苦笑着点了点头，说：“大家都一样，何必怪你呢。”
我怕她的苦笑，那使我感到陌生，使我感到在我们之间隔了一道无形的墙。“小秀儿，你现在怎么想？”我问她。
她叹了一口气，说：“我在想命运是怎么一回事。”
“怎么，你相信命运？！”
“我也不知道当然，我知道造物主是没有的。”
爬上了鬼见愁，夕阳已经沉在了脚下，飞鸟卿卿喳喳地归巢。小秀儿忽然说：“你不觉得红楼梦上那句话很现实么？”
“哪句？”
“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她又是那么苦笑。
我怕她的苦笑，那使我心酸、心疼。“小秀儿，你也回来吧”我建议，但那实际象是央告。
“怎么回来？”
“把我们的关系向爸爸妈妈公开，然后让爸爸想办法把你转回来。”
她沉默了，但她心里一定在搏斗，我听见她急促的呼吸，看见她起伏的胸脯。直到远山渐渐模糊，她才说：“我妈也这么说，还说我的命比她好多了。”朦胧的月亮已经升起，她又说：“前几天，我看了几句诗‘一切都破灭了，唯有那纯真的爱，象飞瀑长流，象青松不衰。’可那是小资产阶级情调呀，我心里特别矛盾”
“我们在一起，我们还要革命，还要携手向前。”我说这话时，见她眼睛里又闪现了向往的光。
她大胆地靠紧我，含着泪水点了头。
四
那时，妈妈虽已常常向我提起婚姻问题，却从来没想到过小秀儿。
为了不同凡响，我也一直没向她公开。但我知道妈妈是喜欢小秀儿的，我相信她准会同意。妈妈同意，爸爸准会帮忙。
然而，命运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偏偏这时，小秀儿的哥哥被抓起来了，罪名是参加了“反革命组织”恶毒攻击“中央首长”不久，小秀儿的爸爸也被查出了问题，说他本来就是个坏分子，说不定还是个漏网地主。
“那不会是真的！难道你没尝过那些人的信口雌黄？！”我几乎是在朝妈妈喊。
“我们最好还是，暂时少和他们来往吧。”妈妈还是这么说。
“不，这不可能！我爱小秀儿，我们已经确定了关系！”
“什么？！”妈妈惊呆了。
“是的，还要请爸爸帮忙，把小秀儿转回来”
妈妈考虑了许久，对我说：“爸爸和我虽是解放了，问题却没了结。尤其是因为爸爸当时说过一句‘江青是戏子’，他如果帮这个忙，会招来不可想象的后果。再说，你学外语，将来出国，出身和社会关系都是重要的”
“妈妈，你这是庸俗！是的，是庸俗！甚至是卑鄙！”我喊着，跳着，怒不可遏。
“大海！你愿意爸爸再被打倒，妈妈心脏病复发吗？大海，我”
我把决心暂时藏起来。
为了学校里的事，我有几天没去找小秀儿，再去的时候，就感到一种异常的气氛。小秀儿默默不语，阿姨忽然变得客气，便是邻居，也用异样的眼光看我，开始，我以为那还是为了小秀儿的爸爸和哥哥。我安慰阿姨，没想到阿姨却哭着对我说：“你以后别来我家了，不要连累了你们。这些年没少麻烦你家，尤其是小秀儿小时候那几年，我们孤儿寡母，多亏你家。咱不能忘恩负义，做出没良心的事来。”
“阿姨，你说什么呀？！”我简直发懵。阿姨出去了。
“阿姨这是怎么啦？”我问小秀儿。
小秀儿当时的样子啊！我现在还常常在梦中见到。她一动不动，脸上毫无表情，只有眼泪如泉水般地涌出，沿着苍白的脸颊流淌。
“小秀儿！你怎么啦？！”我摇撼她。
许久，她才抹去泪水，说：“我们出去走走，我告诉你”在小胡同昏黄的街灯下，她告诉我：“婶婶今天来了。”
“是这样，妈妈发昏了！我去找她！”我蹬上车要走。
小秀儿拉住我，不让我去，并要我保证，要我发誓，不许跟妈妈吵。因为她答应了妈妈，不把这事告诉我。
“既然如此，我们就不要管她，现在恋爱自由，婚姻自由！”我说。
“不！绝不！”
“什么绝不？”
“咱们断绝来往吧，”小秀儿说。
“这不可能！我们为什么要分开？！”我觉得恐怖。
小秀儿倒仿佛平静了，她说：“我不愿意连累你和伯伯婶婶，我也不愿意作那种角色”
“哪种角色！小秀儿，这就是你的庸俗了！”
“难道你才发现我的庸俗？”她第一次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但马上她就向我道歉，求我原谅。说一切都等以后再说，她明天就要回兵团。
“小秀儿，我一定想办法把你转回来！一定！”我喊。仿佛这一切都是因为那条狭窄的胡同和昏黄的街灯，每在噩梦中，我都在把它们砸灭，把它们捣毁。
五
爸爸妈妈不同意，我更不能去作强盗，但我可以去作偷儿。然而，偷儿毕竟在乡间容易得手，乾坤朗朗的城市里有警察。我的“中华”和“茅台”并不能打动知青办的心，反而招来了斥责。爸爸为此大发其火，说我比林育生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样下去如何接革命的班。并得出结论：与妈妈的娇惯有关，是阶级敌人作祟。
我看透了，看透了世间的虚伪与滑稽而我自己也包括在内。
偷儿无需再做了，小秀儿走了，再也没来信，阿姨搬了家，并嘱咐邻居不告诉我新居所在。做得真彻底，一切可能向我泄露秘密的地方，都向我翻着白眼儿。
我和爸爸妈妈闹翻了，也为了不让那些旧景戳痛我的新伤，我再也没回家，再也不去走那条狭窄的胡同，看那盏昏黄的街灯。
暑假，我回了一趟兵团。尚在兵团的人们都羡慕我的当时，祝福我的未来。他们告诉我，小秀儿已转回北京去了。一个有办法把她转回去的人爱上了她，只是因为不久前阿姨忽然得了半身不遂，而反革命家属自然不易享受“有一个子女在身边”的革命待遇，小秀儿才同意了那门婚事儿。
回到北京不久，我收到了小秀儿一封没留地址的信。信中说，她正准备和一个比她大十五岁的人结婚；说她此生此世只在心底爱着一个人，就是我；还说她也渐渐感到自己是那么软弱、庸俗、甚至卑鄙。她求我忘记她，愿我幸福
信是这样结尾的：“我相信了命运，当然不是因为我发现了造物主的确有，而是因为当我在数学界寻求安慰之际，懂得了有限的系数无论多大，在无限面前也等于零。世界上的矛盾和规律是无限的，而人们的认识永远是有限的。”
小秀儿如今怎样了，我不知道。这是我第一次向别人讲起她。几年来，我靠了“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来度日，来苟安，来麻醉。我爱好了做梦，在梦中能见到小秀儿，我要唤醒她的理想和激情，我要她恢复那属于我的纯洁爱。
一九七八年四月二十四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