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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后进入形形色色的单位的大学生，大多要经历四个阶段：大有作为——刚走上工作岗位时的理想；难有作为——屡受挫折后的清醒认识；无所作为——理想破灭时的悲观论调；胡作非为——向仕途爬升的唯一途径。
“贫民窟中的圣者”印度修女德蕾莎逝世了。她一生救助“最穷的穷人”连诺贝尔和平奖的奖金也全数捐出。她逝世前曾说，一生中最大的梦是“到中国大陆服务”
修女的话大概会让某些“大人物”不快的：我们这儿形势大好、一片光明、莺歌燕舞、弦歌四起，谁需要你来服务？你瞎操什么心？
修女的话又让我们这些中国的小民为之泪下。我见过三峡两岸衣不蔽体的农民，见过黄土高原上暗无天日的窑洞，见过贵州山区茹毛饮血的少数民族想到为他们服务的只有一位文化背景、宗教信仰迥然不同的异国修女。
每个中国知识分子面对修女的临终之言，都该一头钻到地洞里去。
费孝通在回忆文革经历时说：“我们都是战斗剧中的演员，都在扮演角色，有些人比其他人会演，但是都扮演角色。有时我也扮演批判别人的坏角色，谴责和写大字报反对别人！我们不得不演我变成了旁观者，那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在观察别人的过程中，也有机会观察自己。我想，经过那些年我的确懂得做人应当超脱些，境界要高一些。”
我想起杨维的洗澡，叙述的笔调跟费老一样轻松自如。鲁迅有个精辟的概括，中国人都是“会做戏的虚无党”中国的大知识分子们则更是“清醒的做戏者”他们有本领把巨大的痛苦转化成一场滑稽的游戏。“做人应当超脱些，境界要高一些”这是他们在浩劫之后所得到的“收获”最大的智慧乃是遗忘的智慧和将“重”转化为“轻”的智慧。
看与被看是相对的。梁启超云“静观人我成双遣”然而，意识到这种相对性的有几人呢？沿长江而下，人人在看青山之妖媚，殊不知青山亦在看人之丑陋——多少垃圾被不假思索地扔进“滚滚长江东逝水”之中！
“做作”成了当代文化的母题，即令汪曾棋、张中行等世外高人辈亦受其害，谁还能免俗呢？
北大装模作样的教授太多了。学生也学会了。
史铁生把生命的终极价值和意义看作是“美”他说，活着就意味着接受差别，忍受苦难，又在苦难中去寻找一片温馨与寂寥，寻找一份安详与豁达。
我还要在“接受”后面加上“反抗”在“忍受”后面加上“改变”
漫步书店，我发现那些只有书的形式而不配叫作书的东西竟是如此之多。
书店演变成一处高级的垃圾场。
伯特兰特在关于刮脸的道理中写道“当剃刀触到我的脸上，我不免有这样的疑惧：假如理发匠忽然疯狂了呢？”这是休漠式的怀疑主义人生观。
宋代诗人黄庭坚却赋诗云：“养性霜刀在，闺人清镜中。”写理发师如写大侠。这是纯粹审美的人生观。中国士大夫比西方知识分子过得潇洒快乐多了。
在经济地位上而言，学生属于最穷的那一类人，与下岗工人、民工并列。一些老先生看不惯青年学生跑出校园去挣钱，指责说不安心学习。殊不知，衣食不足，安能做学问？德高“忘”重的大教授们功成名就，享受津贴，站着说话自然不腰疼了。
对于金钱能否正确认识，可以判定此人是否虚伪。契珂夫不到而立之年写出名作体原，获得1000卢布，他大大地改善了自己的生活。契河夫深知清贫的味道不好受，在努力挣钱的同时，一直为改变青年作家的物质境况不遗余力地奔走。他直截了当地说不喜欢托尔斯泰，托尔斯泰年轻时花天酒地，到老来倒摆出道德家的面孔说“拥有财富等于盗窃”契柯夫却说，自己很高兴有别墅和大片土地。“倘在辛苦之后，一觉醒来，突然变成资本家，应是人间乐事。”
谁否定人的正常欲求，不管他的调子有多高，我都十二分地警惕他，如同警惕法西斯分子。
钱钟书先生的著作中引了大量中外典籍，把上帝、君王、最高统治者的统治术比喻为：伏鼠、窃贼、夜行人、神出者、鬼没者、红云掩其面者、潜藏者、深居简出者、处于阴暗角落的伺机者、藏刀匿器者然而，史书和报纸k全都堂而皇之地写着：太阳、旗手、拯救者、诗人、思想家、先驱者、父亲、舵手、万寿无疆者。
受到压迫必然会感觉到痛苦。对这种痛苦一般有两种对策：一种是笨人，为摆脱痛苦奋起抗击压迫，结果挣脱手铐，迎来枷锁。另一种是聪明人，想方设法努力让自己相信，这些压迫是必要的，对自己善意的。
我是个学不聪明的笨人。
被我视为小希特勒、小斯大林的红色高棉领袖波尔布特终于众叛亲离，被捕入狱。他对采访他的美国记者泰耶说：“你不知道我每天受的是什么罪！”反复抱怨自己被囚在满是蚊虫的监狱里。当对方问及300万柬埔寨人民被杀害的事时，波尔布特瞪大眼睛说：“你可以看着我的眼睛，我是一个野蛮人吗？～直到现在，我的心都是清白的。”大恶人是不会后悔的，波尔布特希望能够“平静地死去”对于宋成事件，被杀的宋成及其14个家属，波尔布特说：“那些人，那些孩子，我没有下令杀他们。那是我们将计划付诸实施时犯的一个小错误。”
终于看到了波尔布特的照片，照片上是一个左半边身子瘫痪、左眼失明、满头白发、满脸浮肿的老人。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要是不知道他是波尔布特，我也差点要动恻隐之心了。
走投无路的独裁者比无家可归的丧家犬还不如。与波尔布特～样嚣张的家伙们，真该欣赏一下同僚的照片。
袁中郎曰：“今东坡之可爱者，多其小文小说。其高文大册，入固不深爱也。使尽去之，而独存其高文大册，岂复有东坡哉？”
没有一部长篇小说的鲁迅依然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作家。懂得此理，可少写少看学术论文和长篇小说也。
契柯夫第六病室中的医生，仅仅因为喜欢“思想”想逃出无从脱逃的生活牢笼，却被看作有精神病，关进病室之中。
我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我没被关进第六病室，我太幸运了。
食物与自由既相对立又相似。食物既可以使人感到肚子饱，又可以使人感到精神上不满足。因此“拿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是正常的现象。
拥有的时候你不觉得它们的可贵，失去时才发现必不可少。
在北京，掌握真理的不是深宫大院里的高官显贵，不是胸有万卷书的文人学者，而是出租汽车司机。出租汽车司机是一个流动的原子，与形形色色的人物交谈、契合或对峙。了解、观察。品评与体味，此后反刍而出的必然是真理。
想了解这个世界，其实并不难，上街与出租司机聊聊就行了。
胡建学在泰安推出胡建学选集人不愧为孔子故里的地方长官，比别的贪官污吏站得高看得远，由“武功”上升到“文治”的境界。
这是令热爱“传统文化”的人们欣慰的事情：孔子思想，光芒万丈，照得贪官也形象高大。别的地儿，能孕育出这样高层次的贪官来吗？
一旦爱情进入公众领域，它立刻沉重起来，成为包袱。
很喜北大的“勺海”巴掌大的湖，也敢称“海”！“勺”与“海”之间的差距形成巨大的张力，使这个词具有了“动如脱兔，静如处子”的魅力。
一勺水，何妨存烟波万顷之想？
人性中的首恶，莫过于对同类的残忍。
知识分子最大的罪恶，便是用“真理”来解释残忍。
中国的道德是以不承认人的弱点为前提的。
这样的道德最终成为杀人的利器。
不强迫每一个学子都成为思想斗士，但决不能扼杀那一两个想成为思想斗士的学子。这是一个健康多元的社会应当遵循的一条原则。只有梁山泊才强迫每个人都入伙革命，只有法西斯才扼住每张想呼喊的口。
尊重别人的选择，也坚定自己的选择。
想约师兄沈源写篇稿，纪念北大百年校庆。但他在回信中说“作为记者，我可能会去采访，但作为学生，我没有任何喜悦。年纪大并不能说明什么，有过自由思想更不说明什么，事实证明：往往是懂得自由的人在压制别人的时候就特别的起劲，因为他能从中获得别人不能理解的愉悦。”
把这样揪心的话写出来，需要怎样的勇气呢？跟我一起在石家庄陆军学院接受军政训练的一名国政系学生，本科毕业后在某系当上了团委书记，顿时摇身一变，从当年痛恨教官管制的青年变成了趾高气扬的官员，而且对付学生的手段比他的年过中年的前任要厉害百倍。鲁迅说得好：“杀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而且对于别个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无顾惜。”青年急着升官发财自然会不顾一切的。自由早已是昨日黄花，不仅我不要自由，还不惜剥夺别人的自由。除了沈瀚兄所说的“愉悦”外，我想更重要的还是“顶子”——从古以来顶子都是需要用鲜血来染红的。
学术圣地向官场堕落，是社会整体堕落的最后一步。
1945年11月25日的晚上，钱端升教授在西南联大图书馆前草坪举行的时事论坛上，慷慨陈辞，反对内战，反对个人独裁。这时，国民党军队在围墙外打机关枪相威胁。钱氏仍然高声演讲，与枪声相应和。
这一幕，理应是联大校史上最令人神往的一夜，它让我懂得了什么是人的尊严，什么是知识分子的尊严。
思考死亡问题，对我这样的青年来说不太恰当。
当我读到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句子：“我看见我的生命，你的死亡。我那在继续的生命，你那在继续的死亡”的时候，我惊呆了。生命和死亡都同时在继续着“我”很快就变成“你”了。
我第一次感到了死亡恐惧。
因自由中国事件，主编雷震被判“煽动叛乱罪”此罪可致死刑。此时，主要撰稿人夏道平、殷海光、宋文明三人挺身而出，共同发表声明，对于他们在自由中国上写的社论和文章自负其责，而被控为“鼓动暴动”、“动摇人心’的文字多半是他们写的。在那人人自危、软骨症盛行的时代里，那种做人的嶙峋风骨令人震撼。
久违了，有尊严的中国知识分子！久违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尊严！
今天，知识分子正在普遍爬虫化，回首当年孤岛上的“三座大山”恍若隔世。
文人都想当诸葛亮，于是刘备便成了旷代圣主。
宋徽宗、李后生当皇帝的时候，是文人学士、画家乐师日子过得最舒服的时候。
然而国也亡得快。
位十四孝图公然刻在白云观里，是为儒家的道家化。儒家高贵的学说，通过道家这个庸俗的宗教，深入千家万户。
等到贝克特得到诺贝尔奖的时候，60年代也接近尾声了，梦想与光荣，鲜血与鲜花，随风而逝，随水而流。贝克特的一生不是在等待，就是在被等待。他最终没有出席颁奖典礼，我很难想象等待戈多的作者在典礼上会有怎样的言行。但他也没有拒绝奖金，否则他就成了萨特。
用不着把诺贝尔奖看得如此重要——为什么我们不能拥有让诺贝尔奖惭愧的伟大作家呢？
西游补是一本比西游记还要奇怪的书。有一节写孙行者审秦桧，高总判有一段禀告：“爷，如今天下有两样待宰相的：一样是吃饭穿衣、娱妻弄子的臭人，他待宰相到身，以为华藻自身之地，以为惊耀乡里之地，以为奴仆诈人之地；一样是卖国倾朝，谨具平天冠，奉申白玉袭，他待宰相到身，以为揽政穷之地，以为制天子之地，以为恣刑赏之地。”
于朝百代以来，除了王安石等三两个书呆子外，宰相全是以上两类人，要么是昏蛋，要么是好佞。不信，列个名单数将下来，大一统的太平盛世多是前者，偏安一隅的小朝廷多是后者。
这是什么——无德而尊，无势而热，无翼而飞，无足而走，无远不往，无幽不至。上可以通神，下可以使鬼。系斯人之生命，关一生之荣辱，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资可使贱，生可使杀。故人之忿很，非这个不胜；幽滞，非这个不拔；怨仇，非这个不解；令闻，非这个不发。
这是金钱。作为一名贫困的学生，我在情感上对上面这段话表示认同；作为一名清醒的思想者，我又不得不对这样的愤怒表示质疑。仇恨金钱的原因大抵是得不到金钱。在贫困中，保持对金钱的平常心，则是对一个人理智力量的检验。
“老”是一个可怕的词，如爱滋病一样，沾到别的词，别的词便倒大霉。如“处女”本来是个让人感到“纯洁”的词，但添上“老”成为“老处女”以后，便立时有了阴森、扭曲、变态的含义；“学生”本来是个让人感受到“天真”的词，但添上“老”成为“老学生”以后，便立刻有了迂腐、愚笨、拙劣的含义。
不要忽视年轻时感动过你的东西。
不要相信年老时你坚持着的东西。
前者是纯真，后者是僵化。
李鸿章晚年总结一生事业，抚膺叹息：“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待，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耸，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耷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流露，不可收拾，但待糊又何术能负其责？”
李鸿章把自己定位在“裱糊匠”的位置上，倒也有些自知之明。然而，老大帝国仅有裱糊匠是不够的——外边已是暴风骤雨，茅屋随时倾覆，这时需要一名大建筑师。
梁启超之粹鸿章传曰：“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可谓的评。李鸿章身上的优长皆是“支那人之性”的典范，如陆奥宗光概括的几条：凉血类动物、事大主义、容忍力强、硬脑硬面皮、词令巧妙、狡狯有城府、自信自大。谚所谓“做一日和尚撞一口钟”中国朝野上下之人心，莫不皆然，而李亦其代表人物也。
李鸿章总算还是一个把“钟”撞好的人，而大多数出将入相的大人物却连“钟”也撞不好。难怪梁任公要感叹“念中国之前途，不禁毛发栗起，而未知其所终极世。”要是梁任公生在今天呢？
窦镇师竹庐随笔有一则“玻璃罩”记载叶名探事：“咸丰六年，广东私盐船用外国旗号，粤督叶名探办理不善。明年冬，英法两国攻陷广州，叶制军被掳至印度，令穿公服，红顶花翎，外用玻璃罩，沿途敛钱。至九年三月，死于西夷。”
我的感觉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不过，让清政府的封疆大吏充当被人观看的“猴子”对一贯把别人称为“夷”的天朝大臣来说，亦是一个响亮的回应。
有的人以自己像个知识分子而骄傲。出租汽车的司机对我说：“您像个读书人。”我并不为之而高兴。我想起著名记者布札梯对加级所说的话，那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感谢上帝，您不像知识分子，倒像个运动员，头脑清晰，——一副普通人模样，稳重，爱说善意的讥讽话，长相有点像汽车修理工。”
中国当代文学最缺乏的是体现在古希腊伟大悲剧中的那种激情和愤怒的力量。
高中语文教学的结果。中学生们都说“尼采是疯子。”“谁说的？”“鲁迅先生说的，在拿来主义中说的。”我无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