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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台大只是一个懵懵懂懂的助教，因为初到，落脚住在马家，却看到台大初具规模的大局。不久即出任校长的陆志鸿教授和另外几位早期教授，住在前面两条巷内。几乎每天往返与马叔叔等讨论校务，有时也与尚佳青田街等待遣返的日本教授询问原有各事。走到门口就常听到马叔叔宏亮的笑声，他们想的都是未来远景，最早重点是保持台北帝大最强的热带生物科学研究和医学院，切实地充实台大医院的教学
与服务。当年奠下的基础至今仍是坚强的。
到台湾三个月之后，在台大外文系面对着那两屋的书，开始一堆一堆地整理，一本一本地看，大致作个归类，其实是个很能忘我的幸运工作。但是，我的心是飘浮状态的，下了班，沿着榴公圳往和平东路、青田街走，心中是一片空虚，脑中起起伏伏想着:寒假要不要回上海的家？回去了要不要再来？再来，除了搬书，没有任何需要我的事。在台湾大约只有六个人知道我的存在。满怀愁绪，落寞孤独的一个人，在黄昏的圳沿走回一个铺着日本草席的陌生房子。
除夕那天，锁上外文系的门往回走，天黑得早，到了青田街巷口，靠街的一间屋子灯已亮了，由短垣望见屋内一张桌子围坐了一家人，已开始吃年夜饭。那情景之温馨令我想念北平的妈妈、妹妹和上海的爸爸，思及我自己这种莫名其妙的“独立”眼泪涌出。疾行回到马叔叔家，餐桌坐着几位单身来台的长辈，喝着日本人的温热的清酒。
新年后某一天午后，我这全然的孤独有了改变。
那天，雨下得不停，百无聊赖之际，我穿上厚重的雨衣，到巷口和平东路搭公共汽车去荣盯（今衡阳路、宝庆路、博爱路一带）买一些用品，那时只有三路公交车在警察派出所门前（六十年后的今天仍未变）。
雨下得不小，只有我和另外一个女子等车。她全身裹在雨衣里，雨帽也拉得很低。车子许久不来，我就看看她，在那一剎那，我看到了一张似曾相识的脸，她也看我，我们几乎同时问道“你是武大的杨俊贤吗？”“你是武大的齐邦媛吗？”
如此奇妙，我找到了连缀过去的一环。
杨俊贤是早我两届的经济系学姐，在女生宿舍见过，但并没有交往，她随姐姐来台湾进入电力公司会计处工作。同来台湾的还有她的同班同学余贻烈，在台湾糖业公司营业处工作，两人已订婚，那时都住在姐夫戈褛江（我们叫他戈桑）农林处的日式宿舍，大约是青田街九条通，与马家只隔三、四个巷口。杨大姐希贤在师大家政系任教，是前三届的系主任。他们夫妇二人豪爽热诚，女儿戈定瑜（乳名宁宁）当时四岁，和父母一样经常笑口常开，有时给我们唱个幼儿园新歌加上舞蹈。戈家渐渐成为对我最有吸引力的温暖之家。许多年后我教英国文学史时。每读到十三世纪比德（bede的埃德温阪依记，念到他们形容信奉基督教前后的景况就如飞进宴饮大厅的麻雀，厅里有炉火有食物，飞出去则只有寒冷和朔风，正如我一人在台初期的感觉。
过年后，俊贤和贻烈邀我同往参加武汉大学旅台校友会。那时在台数十人，多数是理工学院和法学院的早期学长，在政府机构工作，或者教书。知道我刚毕业，来台湾不久，会长李林学（化工系毕业，在石油公司任高职，对来台校友帮助谋职安顿，照顾最多。享高寿，可以说是校友会的灵魂人物）请我报告一下近两年母校情况。我站起来就我所知作了个报告。当时在座的有一位电机系学长罗裕昌。在铁路局工作。据他日后告知，当天他在校友会看到我，下定决心要娶我回家。
校友会后三、四日，他和谭仲平校友（机械系毕业，在乐山团契与我见过）到青田街马叔叔家来看我。客厅中坐了一阵，我并末在意，但下个星期又来一次，邀我去拜访杨俊贤，在她家坐坐谈谈来台校友近况。他们三人同届，是在乐山毕业的最后一届，又都是最早来台湾的技术行政人员。所以共同话题很多，对我这不知世事的文艺青年都有些识途老马的架势。我们在台湾相聚整整五十年，他们对我的这种保护心理始终未变。
这时是寒假了，我自除夕在街角看到那家人吃年夜饭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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