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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饭的情景，心中就盘旋着回家的念头。先回上海，也许妈妈终会和爸爸再回南京重建我们自己的家，我也可以安定下来找一个工作。所以我就丢航空公司用回程票订了一个一周后的机位。回到青田街，马叔叔说“台大给你发一年的助教聘书，你才来了一学期就走，学校不易找到人，外文系一共不到十个人，你应该做到暑假再说才好交代。”俊贤也说“你还没看到台湾是什么样子就走，太可惜了。”过了两天，罗裕昌和谭仲平也到马家，说了许多挽留的话。
我正在犹豫难决的时候，到马家来拜年清谈的郭廷以教授（台大历史系任教，后转中央研究院创办近代史研究所）是我父亲朋友，劝我留下帮外文系整理那些散满两室的书，自己也可以静下心看看书。他说“现在大陆情况相当混乱，北方尤其动荡不安，各大学都仍在复员过程，你到那里也读不了书。”郭伯伯正好要退掉台大温州街的一间单身宿舍，搬到家眷宿舍。他去和总务处说，把那间宿舍拨给我住，可以安定下来，走路上学也很近。
在这样多的规劝声中。我去退了机位，准备搬到单身宿舍去。
那时台大和许多公务机构一样，仍在“接收”过程。我收到那张毛笔写在宣纸上的是“临时聘书”今日大约有一点“文献”价值。人事和校产也尚未有明文规章，所以我以一个助教身份，可以正式接住一位教授的单身宿舍。我原曾申请一间单身宿舍，是台大刚刚在榴公圳旁空地用水泥盖的一幢军营式平房，一溜八间，但当时均已住满。经济系的助教华严，中文系的裴溥言和廖蔚卿也住在那里。
搬去温州街宿舍那早晨，俊贤来帮忙。实际上我并没有什么可搬的，仍只是一个小皮箱，前两天在荣盯买了一床棉被和枕头，还有刚来时在骑楼下，日本人跪在那里摆的地摊上买的一个一尺高的小梳妆箱，有一面镜子和两、三个抽屉，像份家家酒用的衣柜，可以放一些小对象。秀桑帮我用洋车拉了送去。以前郭伯伯住在里面，所以我并没有去看过，第一次看到没有桌椅和床的日本屋子（马家有床和一切家具），真是忧愁。
早上俊贤来的时候，罗裕昌也与她同来。他看了那房间一下，和俊贤说了几句话就走了，说他等一下再来。在中午之前，他又来了，带来一床厚重的日式榻榻米用褥子，一把水壶，一个暖水瓶，两个杯子和一个搪瓷脸盆。并且在小小的公用厨房给我烧了第一壶开水，灌在暖瓶里。这些东西我从来没有买过，也没想到它们是生活的基本要件。
中午，戈家请我们午餐。我出去买了一些必需品，晚餐回马叔叔家吃饭，俊贤和贻烈送我回温州街。他们走后，从屋外走廊的落地窗往院里看，假山和沿墙的大树只见森森暗影。第一次睡在榻榻米上，听窗外树间风声，长夜漫漫真不知置身何处。那时期的我，对里上仗的来临又恢复在西山疗养时的恐惧。我住那间在最右端，大约有八坪，外面还有单独的走廊，与别的房间有些距离，白天也很少看到人走动。直到两个月后，邻近那间住进了一对助教夭妇，夜半他们家的婴儿哭声，成了我每夜期待的甜美人间讯息
过了几天，罗裕昌与另外两位同学来看我，他带来一个木盒的自制收音机，他们说他现在是台北朋友圈中有名的修收音机专家。他说，在校时电机系公电力、电讯两组，他主修电讯，所以来台湾前考取经济部技术人员的交通部门。分发志愿填的是铁路，因为在四川时受到外省同学嘲笑没有见过火车，决心从事铁路通讯的工作，而不去电力公司。在当时，电力公司的一切条件都比铁路局好，那时的铁路通讯设备还相当落后。闲暇时，他自己装设收音机玩，也免费为熟人服务。
他送我的这一台大约是比较成功的，可以收听台北本地电台的节目。它大大的驱散了我寂静中的孤独感。每晚除了新闻、音乐，多为日人留下的古典音乐和日本歌，其中我多年不能忘的是夜间听荒城之夜，在音乐中忘记它是日本歌，有时会想起逃难时，荒郊寒夜的风声犬吠，想想那数百万死在侵略中国战场上的日本人，虽是我们痛恨的敌人，家中也有人在寒夜等他们回家吧。初到台湾时处处仍见待遣送的日本人，看着他们瑟缩地跪在台北街头摆地摊卖家当，心中实在没有什么同情，但是也知道他们不是该偿还血债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