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筒,往回走上了一半山坡就走不动了,坐在草地上俯首哭泣许久。当时心中盘旋着(春江花月夜:“昨夜闲潭梦落花,可怜春半不还家。”诗中情境。正好此时,小友蔡钟雄和幸玑夫妇驾车经过,他们上来带我去文学院ballentinehall后面,全条路盛开着桩花,红白交植的桩花,茂密而不拥挤,每一枝都能自在潇洒地伸展,恬适优雅,成了我一生诗境中又一个梦境。
过了几天去系里拿学期成绩单,四门课三个a,一个a-,总计4.0。我问另一小友徐小桦,这4.0代表什么?刚拿到物理系博士学位的他说,是straighta啊!是我们中国人的光荣啊!我说,且慢光荣,你们刚开始人生,无法了解,我这么晚才能够出来读这么一点书,所付的代价有多高暑期班各处来的名师如云,我照修三门凶猛的课。我背负离家的罪恶感,得以入此宝山,一日不能虚度。这段苦读时间,我最大的世界是那扇大玻璃窗外的天空和变化万千的浮云:台湾的消息来自家信和七天前的中央日报航空版,开花城那间陋室是我一生中住过最接近天堂的地方。
我的唯一生活或社交圈子是几位中国同学和他们的家庭。印大那时有大约三百个中国学生,十分之九是台湾去的,香港和东南亚的约占十分之一,尚没有一个大陆学生。那一年他们的文革噩梦刚开始,
台湾政治上尚未分本省、外省,大家心思单纯。互相照顾。离校的人把可用的家庭物件装在大纸箱里,开学时分批送给新来的人。开花城外有几个树木葱笼的小湖,他们开车去时常邀我。有一次为了撮合曾与我同住的杨巧霞和曾野的姻缘。曾有六车人开到湖畔“看月亮”大唱中文歌,太晚了,被警察“驱离”有几次随徐小桦、蔡钟雄、胡耀恒几家开车到芝加哥,到俄亥俄州、爱荷华州长途所见。使我见识到美国地大物博的中西部,广裹万里的大谷仓,令我怀想我父祖之乡的沃野。
印大著名的图书馆和她的书店是我最常去的地方。在占地半层楼的远东书库,我遇见了邓嗣禹教授(tengssu,ssu,l906-1988),是学术界很受尊敬的中国现代史专家。他的英文著作太平军起义史史学、太平天国史新论、太平天国宰相洪仁轩及其现代化计划皆为哈佛大学出版,是西方汉学研究必读之书。邓教授,湖南人,虽早年赴美,已安家立业,对中国的苦难关怀至深,我们有甚多可谈之事。他退休时印大校方设盛宴欢送,他竟邀我同桌。在会上,校方宣读哈佛大学费正清(johnkingfairbank,l907-1991)的信,信上说他刚到哈佛念汉学研究时,邓教授给他的种种指引,永远感念这位典范的中国学者。
这样单纯、幸福的读书生涯到一九六八年寒假即被迫停止。当初申请傅尔布莱特资助进修的条件是必须有教书工作,而且期限只有一年,不可因修读学位而延期留在美国。我已申请延长半年,所以先必须回到树林中的圣玛丽学院再教一学期。那学期我去特雷霍特的州立大学读了“十六、十七世纪的英国文学”任课的mullen教授是研究史宾塞诗的专家。另一“文学批评”课也非常充实,对我日后研究帮助甚大,而且印大承认这六个学分。我且回到开花城去参加硕士学位考试通过,只待再修六个法文课的学分即可得硕士学位——但是我今生竟未能回去修学位。
交换学者签证到期之时。我仍在犹豫,要不要再申请延长半年。这时,我父亲来了一封信。他说,裕昌工作繁重辛劳,你家中亟需你回来。签交换计划的合法期限既已到期,已承诺的话即须遵守。圣经创世纪里,雅各布梦见天梯。我在印第安纳大学那开花城的春花冬雪中也似梦见了我的学术天梯,在梯子顶端上上下下的,似乎都是天使。而在我初登阶段。天梯就撤掉了。它带给我好多年的惆怅,须经过好多的醒悟和智慧才认命,这世间并无学术的天梯。也无天使。我虽被现实召回,却并未从梯上跌落。我终于明白,我的一生,自病弱的童年起,一直在一本一本的书迭起的石梯上,一字一句地往上攀登,从未停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