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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接着谈你回国，还是接着谈柳青？
陈冲：回国没什么好谈的，都让人传滥了。
作者：听听你的版本。
陈冲：让我想想上飞机之前，柳青问我什么时候回来，我答不上来。好像一去不复返的劲头。所以我才说：“咱俩私奔吧！”仗着要走，说话可以放肆，不负责任——就是我当时的心理。人一般都有这心理，对吧？惹事就惹事，反正我走喽！
作者：（笑）没想到回国又惹了事。
陈冲：（晃脑袋）那是真没想到。
陈冲决定回国去。那是一九八五年春节前，是她离开中国四年的第一次还乡。
从来没有离开家、离开外婆这么久过。四年的留学生活，她倒是几次与母亲聚散。一次她们母女竟在德国慕尼黑团圆，俩人恰都有出访事务，并恰恰在同一个时间。修了一阵德语的陈冲成了母亲的随身翻译。
一九八五年二月，一架将西越太平洋的美国联航的机舱里坐着陈冲。她倚窗往陆地看去，洛杉矶的花园、小房变得密匝匝的，被纵横的公路割成网络。飞机在上升、上升，这块新大陆朦胧起来。她想她在这块陆地上开创了什么收获了什么，带走什么又撇下什么。在渐渐远去的那块陆地上，有她四年多的心血和泪水，有她成摞成摞读完的课本和写完的作业，有她刚刚上坡的事业，有那辆老马般的忠实、老马般识途的汽车——在通向好莱坞的路上，它曾载着她的希望去，载着她的失望归。还有那位刚刚认识的、诚笃热情的柳青。
柳青说他将会看她“起飞”他有言下之意的。
柳青大约不知她真正的心思。当她对他说：“我要回国了，我们私奔吧！”她心里被一个不很明显的念头鼓舞着：这回回去，也许不再回来了。这个念头并不被她的理性认同，但它存在着，并显示着奇妙的主宰力。
似乎在决定回国的一刻，她心里有种坠入温床般的舒适。陈冲喜欢一切旧东西，她觉得旧的东西上留有人迹，留着人情味。一些她用旧的东西，她总是随身带着，有时拿出来，对它们发愣或傻笑一会儿。因此她也无可救药地留恋自己的旧生活。外婆卧室里的旧书味，妈妈衣橱里的樟脑味。还有，那不用睁眼就能抵达的旧朋友家。那朋友家弄堂口有个街道工厂，再就是一部传呼电话，她仰颈子朝楼上喊：“闵安琪！”
这些个“旧”几乎使此刻机窗畔的陈冲战栗。
在决定回国的一刻，她感到自己对这份不息的奋斗够了。实在是疲惫：哪天早晨想再伸伸四肢躺一小会儿，总被一阵类似犯罪的感觉惊起——还有书没读，还有功课未完成，考试在一分一秒紧逼过来。她在学校的功课百分之九十是优等分数，她的英文写作被教授评价为：“高于一般美国学生”那又怎么样？她在好莱坞不再是那个“不知哪来的，不知是谁”的chenchong；她的事业眼看在振翅。那又如何？这四年多，天晓得，她对得住自己的时间太少了。她对自己太狠了。“舒服”在陈冲的字典中渐成了贬意：你舒服，就证明你没再学进任何新东西。她捺着自己的脖子去学习、去工作，去一字一句地学说英语。终于讲一口美国人标准、漂亮、见学问的英语了，用她那为汉语的咬文嚼字而发展成型的口腔与声带肌肉。她的人为己达到了自然，要在好莱坞正式、隆重地登场，她一切都齐备了——
那又怎样呢？
她终于踏上了归途。
陈冲没想到回归后发生的这一切。首先是在香港海关。她所持的中国身份和护照竟招致一大堆麻烦。没完投了地回答，直到深夜。她烦躁起来，开始与这个海关官员争吵。
“喂，你以为我会赖在香港？！”
“你没有过境签证，就不能在香港停留”官员一再重复这句话，像一部坏了的录音机。
陈冲冷笑：“为什么他们（她指其他旅客）不用签证？”
官员：“因为他们持美国护照。”
陈冲：“美国护照进入中国的香港不必签证？”
官员：“对。”
陈冲：“你们只是拒绝中国护照？”
官员更正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
陈冲狠狠看着这个黄皮肤黑头发的龙的传人，这张犬类的铁面无私的脸。
之后是扣留、审核，翻来覆去，闹到半夜十二点，她才被允许去旅馆休息。她本来只想经由香港转火车去广州，一番周折，使旅途陡然添出烦恼和疲乏。到了广州她便病倒了。
在广州有预先安排的机场记者采访和座谈会。两天下来，陈冲的咽炎恶化，几乎到了欲呼无声的地步。而与此同时，中央电视台听说陈冲的归返，马上安排她在春节晚会上与全国观众见面。陈冲欣然接受了邀请——四年多了，她怎么也该向曾经的观众打个照面，拜个年。
陈冲的病在忙碌中加剧，却又被兴奋给忽略。到了上海，终于从医生那儿来了“禁声”的命令。她不可能从命。四年多憋了一肚子话、一肚子故事要讲。再说，到了与全国观众面对面的除夕晚会上，她总不能哑着拜年。
这个疼痛的喉咙说出的几句话却给她带来那么多的不愉快。
大年三十，家家户户已闻知赴美的陈冲回来了，将与大家见面。于是电视机在年夜饭席间或席后打开了。
陈冲出现在银屏上，微笑着说：“我在美国留学四年了。今年是牛年，我是属牛的，所以就系了一根红腰带。现在中国有句时髦的话，叫恭喜发财”
注意：这里说到“现在中国”还有一条“红腰带”本来陈冲生性随和，最怕隆重仪式，最怕自己弄出个煞有介事的形象。她有比这更精彩的话要讲，但她知道大年夜谁也不想听“报告”人们渴望人之常情，渴望亲近家常。陈冲是在这种感悟下触发了以上的几句话。
不久出现于报端的批评使陈冲十分地“丈二和尚”文章不长，五百字左右，口气却是不饶人的。
文章说：
在今年中央电视台的除夕晚会上，有一个节目是陈冲和大家见面。我们都寄予了热望。要看一看在美国留学的陈冲有什么进步，将为我们表演些什么。结果陈冲和大家见面了，并讲了话。
她讲的原话大致是：“我旅居美国四年，本来不打算回来，但是今年是牛年，我是属牛的，我算了个卦，我有两个礼拜的假，应该可以回来看一看；我又系了一条红腰带，现在中国有句时髦的话，叫恭喜发财”听后不禁使我茫然良久。
撇开迷信味儿不谈，陈冲去美国四年，竟叫我们是“中国”她自己又算什么呢？陈冲很年轻，这样讲话，使老年人听了很难过。我认为这不能责怪陈冲，中央电视台为什么要安排这种讲话呢？而且她的即席讲话也与整个晚会气氛有关。
除夕是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观众不是平日一般观众，还有平常没有工夫欣赏节目的人。有各行各业，有各种民族，有海外侨胞，甚至还有外国人。这次晚会不是给观众“团结、奋进、欢快”的感觉，而是令观众感到庸俗无聊。陈冲受到这种气氛的感染，平日可能要求自己又不严，说出那种话来，也就不奇怪了。
陈冲的几句家常话，怎么就使这篇文章的作者如此“难过”呢？似乎还有爱不爱国的涉嫌。看到这篇文章后，陈冲仔细回想自己在讲话时的情绪：她的确激动，并由激动带来少许的语无伦次。但她哪句话讲得如此不得当、如此欠正确，引出人如此之严重的感慨呢？她自信是没有任何出格。“现在中国”与“红腰带”没有任何伤人感情的地方。她本意只想在当下的同胞生活中显得入流些，凑趣些。人们的个人生活刚刚与政治生活有所脱离，人可以有人味了，人可以正视自己本性中的欲望，诸如“发财”了。不是好事吗？为什么陈冲非得例外，非得气宇轩昂地去唱“我爱你中国”的高调呢？
刚一不唱高调，就有人以高调来训斥你了。
陈冲感到委屈和不解。只因为她是陈冲，只因为她曾被人拥戴喜爱，只因为她曾经的天真无瑕、未谙世故给人留下的美好印象，只因为她不顾自己的美好印象断然出了国，只因为她在美国生活了四年多，就足以使人对她几句最普通不过的拜年辞如此分析，如此不依不饶吗？
她一腔回乡的感情似乎受了伤。的确受了伤。她这样轻易地就得罪了观众，（尽管不是多数）以后怎么去与他们相处，谈你在自己祖国发展事业呢？她几乎对自己失去了自信：几年的留洋生活改变了我？把我变成了一个不是中国人也不是美国人的怪物吗？我真的不伦不类到连几句家常话也说不好了吗？
同时，陈冲也意识到，四年多的时间使许多东西改变了，包括观众对她的要求和她对观众的要求。因此就有这个非沟通的交流，它必然导致误解。
家里人也能感到她的委屈。他们看到陈冲刚回国时的兴致、情绪的热烈。她那么欢天喜地地拥抱这个、拥抱那个；她和旧日上影厂培训班的伙伴们抱作一团，若可能，她似乎会拥抱整个家、故乡和故园。她没有吃上大年夜饭，独自颠沛北上，去为那个除夕晚会忙碌；她当夜赶回上海咽喉已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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