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喉已脓肿得嗓音全无。怎么会想到，高高兴兴的几句话，招来这么劈头盖脸一通谴责。尤其文章中这几句话：“竟叫我们是‘中国’，她自己又算什么呢？”这句话莫名其妙的义愤之词，使陈冲和全家都意外和不知所措。
尤其是外婆。外婆甚至比陈冲本人对此事的反应更激烈，更觉得一腔冤枉。“什么意思？是隐射陈冲对中国不敬？对祖国不爱吗？又来这一套——扣大帽子！”她愤愤地说。
外婆是全家读陈冲来信最仔细的人。不仅读，并且总是咂摸外孙女每封信的情绪。陈冲极少在信中谈不愉快不顺心的事，但外婆能八九不离十地从信的字面语言听出字面下的真实心境。她的不顺利、她的艰苦，她的不屈不挠的上进心，她一如既往的好胜，外婆全都明白。外婆还把陈冲的一封封来信结集起来，不时拿出来重读。“总是在图书馆待到很晚，不知为什么不想回去。因为回去也不是自己的家。好像没有一个地方我能把它叫做家的，总觉得自己不属于这里。”读到诸如此类的段落，外婆总要放下信笺，神伤许久。她太懂得自小看大的外孙女：一旦在国外遇到好事或坏事，她首先想到的是自己国家。“中国就不会有这种事！”她会说。“中国要有这东西该多好！中国人要都能吃上这个”她也会说。她甚至把自己的国家，自己同胞对自己的信赖和宠爱当成她感情的积蓄：没有亲情的冷土上，她靠这些积蓄来补足自己情感的需要。对于好莱坞的一次次出击，她是在一种有恃无恐的心情下：我有我自己的国家做我的大后方，我进可攻退可守。在美国的四年多，每当她受挫，她会想到那些曾给她写信谈心的观众们。然而她这几句拜年辞，无非存一点俏皮企图，却招至这么一场指摘。
外婆耐不下去了。她起身出门，找到了民主与法制杂志社的门上。老人希望杂志能刊载她的一篇文章。她不仅是为陈冲辩护，也为一些不健康的民族心理忧虑。作为一个中国普通公民，而不是一个有名的青年明星陈冲的长辈，老人希望能从自己的立场上讲几句话。
外婆以本名史伊凡署名的文章被刊出了，题为“陈冲的讲话”文章认为舆论对于陈冲这样一个二十四岁的女留学生是不公正的。“短短的几句话，体现了一个女孩子的纯情和幽默，可是有人却不公正地横加指责”老人还写到：“更令人不理解的是，直到最近，还有一位署名‘花甲老人’的在报纸上写了一篇杂文说：‘大概这位电影明星已经忘记她是炎黄子孙了。就在当时，脑子里立刻显现出另外一个名字一个网球明星但愿这位电影明星不会变成这位网球明星！’当我看到这里的时候，不由得毛骨悚然。对于这种拿一个人的几句话，指鹿为马、上线上纲的做法，我是打心底里反感的。我们都是普通的人。对一个人不能这样，一个人有缺点、错误，尽可以批评，但涉及到爱国不爱国的大问题，不能不慎重。”
从不同立场观点出发，以“陈冲的讲话”为中心的文章不止以上两篇。在那篇批评文章出现之后，上海文汇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为陈冲一辩”的文章——“陈冲有什么缺点错误，同样可以批评。文章特别点了陈冲的名，好像陈冲寥寥数语的即席讲话，是这台糟糕的晚会代表作。但是，文章对于陈冲的批评，难以令人信服。，陈冲即兴感言，谈牛年、算卦，红腰带云云，无非也是想活跃一下联欢晚会的气氛，增添一点风趣幽默。有什么出格、走火的！想不到由于她的难脱稚嫩，以致授人把柄。其实‘迷信味儿’是谈不上的，正像我们平时在生活中漫不经心地脱口而说‘感谢上帝’、‘菩萨保佑’一样，并不使人感到这是在宣传‘迷信’。而在这篇文章的作者看来，‘迷信味儿’还是轻的，可以‘撇开’不谈；更不能原谅的是竟叫我们是‘中国’，她自己又算什么呢？这真使我百思不得其解。不叫‘中国’、‘现在中国’，那又叫什么呢？难不成开口非得‘我们中国’、‘我的祖国’才配做炎黄子孙？就是该文作者批评陈冲的这篇文章里，就有“‘除夕是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不是有一句话也‘竟叫我们中国’吗？如果按文章的逻辑，他‘自己又算什么’呢？”
这篇文章以理服人的文风，强悍的逻辑感与那篇“发难”文章形成对比，也形成公道、非片面的反驳姿态。这使陈冲的全家多少得到了一些安抚。
然而，社会上的舆论仍很盲目。民间口舌一向人云亦云；爆冷门的消息和评论一向更具刺激性。批评陈冲的文章当然是爆了大冷门。说法很快便传得沸沸扬扬：“陈冲闯祸了！”“陈冲在春节晚会上放了厥词！”“陈冲在除夕对全国观众说：你们中国人”
对于有些走样到完全离谱的议论，谁也无力纠正。陈冲既无力，也无心。比起归国时嘻天哈地的她，陈冲似乎晓得了一点“世态受凉”
她感到自己离开美国时“回国去发展”的想法未免心血来潮，未免一厢情愿，未免情绪化，孩子气。她明白自己对祖国、故土的感情，这就够了，不必解释。喋喋不休地解释自己是愚蠢和造作的。“一个人问心无愧，就把误会交给时间吧。”她这样写道。
她决定启程，回到她洛杉矶暂时停泊和好莱坞外围的生活中去。朝彼岸飞去的飞机中，陈冲对自己说：没退路了，向前走吧。
作者发现，陈冲在谈到这段“回国事件”时的态度是无所谓的。像讲她孩童时期一件事，当时认为了不得，天塌了；长大后“那也算个事？”她竭力淡化当时她的情感反应，嘻哈着说：“就觉得没人疼没人爱了，走人吧！好像整个感觉挺悲壮！”
作者却认为这事不那么简单。它是使陈冲成为“争议人物”的一个重要起端。因此作者决定继续“挖掘”她。
作者：从来没经历报上点名批评的事？
陈冲：那时候没有。现在什么都听得进。怕人骂就不要干抛头露面这一行。那时我从来没听过公众的反面意见，一直听好话。四年后回国，刚一露头就挨了这一下子，当然吃不消。有点给打蒙了。虽然不几天我外婆收到一瓶酒，是谢晋送来的，表示对外婆也对我的慰问，也是给我们全家压压惊的意思。上影厂过去的一些同学朋友也都来我家，为我说些出气的话，我还是觉得挺丧气的。好像被人抓破了脸，跟一些观众大伤了和气。觉得自己出国几年，连中国的客套话、吉利话都讲不来了，还能在中国社会生存吗？我在美国也常常接受采访，有的话也说得不妥，说重了，像我评论过美国人对历史的态度太轻率，但没人揪住我不放啊作者：（插话）在做你的书面研究时，读了你所有的答记者问，你在谈到中国的国情时，基本是护短态度
陈冲：（大声打断）很多美国人对中国不了解，太缺乏了解，或者是一种卡通式的图解。在他们想象中，中国就是缺衣少食、男尊女卑，每个家庭都是家破人亡，其实中国不是那个情况。假如他们不懂得中国的三千年历史和几代人的理想教育，他们不可能有一个了解中国的基点。不能概括文化大革命就用：“哦，全疯了！”一句话吧？大概我也不能避免我的片面性。但谁要用揭短的态度来谈中国，那就没任何可谈。
作者：咱们再回到那个风波上去吧？
陈冲：（笑）别叫它风波好不好？
作者：历史地看问题嘛。当时它不是有一定的舆论性吗？我当时在北京，也听说了。然后就找来那篇批评文章看
（电话铃声，陈冲抱歉一声，到隔壁去接电话。作者便顺着她未及说出的话思索下去。时隔七年，这篇批评文章给人的感觉是神经质、自卑。一些中国人长期养成了一种自卑的民族心理，而表现出来又是自大。于是神经敏感到了病态的地步。某人的某句话出来，比如“现在中国”这句话，马上就让他犯神经质；马上他就听出一个尊卑的地位来了。你出国四年“洋”了四年，他本来就留心你是否拿出一副“洋”的、“尊”的态度；你一个“现在中国”好了，正刺在他那根神经上。因为他下意识里把“洋”摆在优越的地位上。你不可以说“现在中国”但他自己说无妨。因为他把你划分到“优越”一档，你一说“现在中国”便是尊者对卑者的指手画脚。他就要拿出民族主义、爱国精神来压你的“优越”和“尊”实际上洋=优越=尊是他心里得出的等同式，你根本浑然；你脱口而出“现在中国”他便恼了：“她自己又算什么呢？”数这句话最为好笑。因为这句话让人听出那一腔悲愤，而悲愤又毫无来由。
“她自己又算什么？”言下之意：你以为你就算个洋人了吗？洋人可以叫“现在中国”或者“你们中国”因为是洋人嘛，也就容他指手画脚，也就咬咬牙，忍了，气全发在你身上。你也敢说“现在中国”？你也敢有这个局外人姿态？“竟叫我们是中国，”——这里的“中国”似乎是很不好听的一个词，被你陈冲硬叫到了他头上。紧接着便催出“她自己又算什么？”的悲愤。悲愤至此，便有了这般以牙还牙的逻辑：“骂我xx，她自己呢？！”
这时陈冲结束电话，回到客厅。）
作者：就是说，挺扫兴？
陈冲：什么扫兴？
作者：第一次回国。
陈冲：（半玩笑）到现在还有余悸：我回上海总是悄悄的，很少接受采访，生怕又讲错话。有次上海的东方电视台提出要给我做个专题采访，我一直没有答应。他们好几次跟我谈判，最后说定不直播，我才答应。干吗呀，讲几句话让人当靶子？我已经很不习惯在几句话在争来辩去了。所以回国我从来不声张、不露面、不讲话。——唉，咱们谈柳青吧？
作者：能了能录音？
陈冲：随你。不过我没有腹稿，会讲得无头无绪或者千头万绪。
作者：开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