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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着等待杨志刚消息的空当，我们抓紧赏析巴金先生致黛莉小姐第五封信。
此信用纸同前，竖排竖写三页。涉及诸多问题较前有所深入：
黛莉：
请原谅我，我到今天才来回你十月十一日的信。
这些时候我特别忙，有时可以说是无事忙，但我却没有工夫多写信。
我的书使你流了眼泪，这是我料不到的事情。的确，那些景象太惨苦了。人与人中间究竟还有一种休戚相关的感情。我们常常为别人的痛苦而痛心，而淌泪。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来，你的心是善良的。是，你是一个大量的人，你想把你所有的一切贡献出来，给你同代的人谋一幸福。我了解你那牺牲的渴望。从前有过一个时候，我也写了同样的信，给一个我未见过面的人。今天你拿了周春辉的话来问我，我的回答仍是忍耐些吧。这理由你读了我寄你的那篇《我的路》，就会明白的。
你还是继续求学吧。我并不是叫你埋头读死书，不问外间的一切事情。你在课余仍可以看报、读书或者参加一些学生运动和社会运动。你得想，在不久的将来也许连这求学的机会也没有了；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就会轮着每个中国人都必须为一个大的战斗来牺牲他的一切。所以在这时候你还有机会求学，就应该不放过机会。你不过是十七岁的孩子。而中国还充满着三四十岁的壮年人。第一批献身的应该是他们，而不是你。你不要那样苛酷地责备你自己。
我看过一篇文章《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知道你们那地方的环境是很特别的。我只能够这样简单地告诉你，免得给你招来\一些麻烦。我希望你能够了解。我想，倘使我能够在你面前絮絮地向你解说时，那么我会有许多许多的话对你说。但是这怎么能够呢？我很怀念你！祝好。
十一月十日
此信距离上一封信，隔了整整四十天。正如巴金所说，“这些时候我特别忙”。可也是：巴金先生首先要为着连载而日夜写《春》，又必须参加《文化生活丛刊》、《文学丛刊》、《文季月干0》和《译文丛书》等书刊的编校劳作；而上海文坛两大阵营关于“两个口号”的激烈论战正处在高潮之中；同时，文化界声援北方爱国抗日行动浪潮迭起，巴金先生亦积极参与其中。为着救亡图存之大计，巴金先生与王统照、林语堂、洪深、鲁迅、茅盾、陈望
道、郭沫若、夏丐尊、张天翼、叶圣陶、郑振铎、冰心、丰子恺等二十一人，联合发表《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主张全国文艺界尽快形成抗日救国统一战线；又在突然间，鲁迅先生病逝，从10月19日起，一连多日，巴金含悲参加治丧送葬活动，连续撰写纪念文章，并在《文季月刊》集中编发“哀悼鲁迅先生特辑”。这些事，都是一贯主张文学参与社会生活的巴金先生要积极去做的，但是，接下来说出一句“有时可以说是无事忙”，却又为何？通过已有的研究可知，巴金出现了“无事忙”，也足以造成一个人“没有工夫多写信”的局面。一方面，在那些日子里，巴金与萧珊的恋爱关系刚刚确立，对此陈丹晨认为，“从老家出来过了十多年飘零生活的巴金，这时开始体尝到了爱情的甜蜜和温馨”，在上海公园或者电影院或者苏州青阳港的小河边，时常可见他们的踪影；另一方面，还有许多少女向巴金示爱、求教乃至寻求援助，信件纷至沓来。有同时期友人评价巴金，说他既是一个忧患千重的工作狂，又是一个充分享有幸福的人。对于李健吾等挚友发出“巴金幸福”的喟叹，巴金回应道“我求幸福，那是为了众人；我求痛苦，只是为了自己”。
就在这“196年初冬”的一天，又有一位绝望少女致信巴金求助，她哀怨自己从安徽家中出走后，遭到失恋打击，欲投西湖自杀，独困小庙暂避，庙中和尚淫坏，如今身陷囹圄。巴金接信，当即在义愤中约了靳以和鲁彦，三作家径直奔赴杭州，营救少女。巴金扮作少女上海舅父，敲开庙门，“付给和尚80多元钱”，引领姑娘跳出苦海，乘车返沪，直至把她交给其真正的舅父。
这是史料中多有记载的一个“无事忙”，发生时间正是在巴金写出这封信前后196年11月10日。巴金先生给予他人以温暖和援助，确是多方面的……
而赵黛莉，这位知识女性，拿她与诸多致信巴金的女性相比较，她不是一般的寻求援助，而是要求战斗，向往革命，要重建人生。竟抱着“牺牲的渴望”，要将“所有的一切贡献出来”，为同时代的人去谋幸福。从信中可见，巴金先生十分尊敬这位黛莉，而不是怜悯与安抚。如是巴金才会由衷地倾诉：“倘使我能够在你面前絮絮地向你解说时，那么我会有许多许多的话对你说。但是这怎么能够呢？我很怀念你！”唔，一位声名显赫的当红作家，能向一名普通读者如此真诚地敞开心扉——在我等看来极其不易，而巴金先生以其经久不渝的大爱，就这么做到了。
向往革命的赵黛莉，她后来的人生命运究竟如何？令人切切牵挂。
信中谈到，“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就会轮着每个中国人都必须为一个大的战斗来牺牲他的一切”，此言寄托着巴金先生对于全民族奋起抗日的渴盼。有史料载，就在同月，巴金和靳以的文季社积极联络了黎烈文主持的中流社、黄源主持的译文社加上孟十还主持的作家社，四家联名致电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将军，坚决声援该部官兵浴血抗击日寇的壮举。
安那其主义即无政府主义。毋庸讳言，青年巴金正是一位无政府主义的坚定信仰者。无政府主义思想及其理念，在辛亥革命前后进入中国，从政治上反对宗教、国家形式和政府，从思想文化上激烈反对传统礼教。它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前，对于千千万万追寻社会改造之路的革命青年，有着独特魅力。世界上著名的无政府主义代表人物——巴枯宁、髙德曼、柏克曼、妃格念尔，特别是克鲁泡特金，他们的理论主张和革命实践，他们身上具备的道德光辉和人民性以及殉道者精神，都给予了青年巴金及其一生以深刻影响。巴金名字中的这个“金”字，就是从克鲁泡特金的名字中取来的，这位克氏被刘师复称作“科学大家、无政府主义之泰斗”。而“巴”字，则是为着纪念与巴金在法国一起留学的中国同学巴恩波。他们有着共同的理想与志向，而巴同学却绝望地在异国投水自杀。巴金先生选取这个名字，于199年元月在国内首发小说《灭亡》，轰动文坛，其思想理论方面的起点，远远高于同时代和以后岁月里的许多作家。由于无政府主义运动在中国陷入严重困境，巴金才转而写起了文学作品。在这封信中，有一句特别值得重视的话，“从前有过一个时候，我也写了同样的信，给一个我未见过面的人”，这句话连着上句“我了解你那牺牲的渴望”而来。青年巴金正是一个激进的安那其斗士。他拼命翻译推介大量无政府主义革命家的理论著作，常常直接写信寄给远在天边的、所崇敬的革命党人，表达他那激愤之情。而这些著名的革命党人，也往往将巴金视为一位中国小兄弟，或曰小同志，非常认真地回复长信给他。直到半个世纪以后，有陈思和等先生还重新翻译和发表过此类珍贵信件。一位远赴美国组织劳工运动的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职业革命家，名叫凡宰特，他甚至在波士顿一座深牢大狱中，在即将被电椅处死之前，还耐心地给从未谋面的巴金回复了两封长信，“这位即将就刑的长者，以从容的气度、严密的逻辑和充满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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