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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充满思辨的语言，对他娓娓讲述无政府主义者建设新社会，创造新秩序的宏大使命”，称中国巴金为“亲爱的小同志”，在长信结束时，凡宰特写道：“亲爱的李，我现在以兄弟般的喜悦心情拥抱你！”此信后一个月，这位革命党人死于电刑。
与巴金通信最多者，是著名的国际无政府主义者高德曼，这位圣洁的女性成为青年巴金精神上的母亲。
限于篇幅，我略去了这些信件的内容。我想说明的是，巴金先生成名后，长年累月坚持回复全国各地的读者来信，且非常真诚细致，绝非一时心潮袭来，而是一种信仰的郑重传承，是一种关于“利他”理念的自身坚守。
如今，有着无数私心杂念之我辈，岂能做到？不久前，一位作家与我讨论当代中国文学为什么难以超越前人，为什么难以崛起和领先于世界。我的感想是，除了汉语言自身确有限制外，最要命的是，我们这一代作家许多人既无中西学养亦无自身信仰！我们仅仅凭着一点聪敏悟性甚至圆滑世故，便可以混迹文坛，自然难成大器。更多后来者所继承所迷恋所利用的，是写作在中国具有敲门砖功能，乃至倾心于文坛艺苑极腐朽、极堕落的一面。一个作家，如若拥有真学问、真信仰、真道德、真品位，那么，占有哪怕其中一样都会大成。而我们，惶惶然十三不靠，心中没谱，不知朝着哪一路和牌。在这里，我们丝毫不必讳言文学艺术的社会功能性，只是该问：你要发挥什么样的社会功能？替怎样的人生发挥怎样的功能？好作品进而大作品，从来都不是一个庸人为名利的产物，而是髙贵的文化理想结晶。我向那位作家举了巴金的例子，巴金于191年4月发表第一篇文章，题目叫做《怎样建立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却与所谓纯文学毫不相干。直到199年《灭亡》发表之前，巴金除写过一些诗歌外，主要精力放在了译介政治学说和宣传无政府主义理论活动中，并随时准备为理想而献身。想一想，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纯作家以及纯文学，凡是喜欢这么说话的，无非因为精神世界包括阶级出身的贫困——想说点儿什么主张吧，反正也想不出来，干脆说说纯文学得了。而文学怎么可能纯粹呢？
在这封信里，巴金先生明确提到一篇怍品，即中国早期报告文学名篇《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宋之的先生这篇作品，和夏衍先生的《包身工》以及萧乾先生同年的《流民图》，加上范长江先生稍后推出的《中国西北角》等力作，被学界认作中国现当代报告文学奠基石。此后，这种从欧美“舶来”的新文学品种日趋兴盛，直至半个多世纪以后成熟稳定下来。巴金先生正是通过阅读此类作品，去了解昔日山西，“知道你们那地方的环境是很特别的”，阎锡山管得真严，他可不要什么无政府主义！“我只能够这样简单地告诉你，免得给你招来一些麻烦。”巴金很细心，他在197年上半年以前，往往慎用“抗日”这个直接词语。信寄阎锡山辖地，他同样十分谨慎。殊不知阎锡山为保故土，是真正要决死抗日的。阎锡山在196年管得严酷，只是因为红军突然东渡黄河入晋，而这时，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尚未形成，国共两党尚未二度合作。红军突来，威胁阎政，阎故拒之。待到一年后，“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共合怍，阎锡山力倡枪口一致对外，中共八路军三个主力师，唯有在这一伟大基础奠定后，才能在山西公开立足。如果这时有人写一部《一九三七年夏在太原》，情况就完全变了。
我进而想到，我国文艺理论建设曾受历史局限，一度极“左”而又教条，难免生出些偏颇。中国早期报告文学或称非虚构写作、纪实作品构成，绝不仅仅与红色革命有关。需知除了前述夏衍、宋之的、萧乾、范长江等人的作品，除了瞿秋白的《俄乡纪程》、《赤都心史》，除了茅盾、叶圣陶等人描写“五卅”运动的作品，除了朱自清反映“三一八”惨案的作品，除了阿英《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的集子，还有更多关于报告文学的写作与探索一成果累累，极其丰硕。抗战以降，此类成果更多更大，而我们却只去选取与红色革命、红色战争、红色律动相关的作品，此外悉数免谈。
这是一种大偏颇，也是一种大无奈。
以巴金为例，他同样是一位“五四”以来纪实文学写作大家，发表了大量优秀作品。但我们只选取他上世纪五十年代写的《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和《生活在英雄们中间》等抗美援朝时期的文本，对他晚年写出《随想录》评价亦高，被誉为“一部讲真话的大书”一却从来不去研究巴金曾经站在其他“主义”立场上，呕心沥血，为中国现当代纪实文学的早期开拓，作了哪些贡献。人们似乎这样认为：他们那种革命失败了，还有什么可说？简单考察一下，巴金先生在创作前期的非虚构写作是其大项，成果令人惊叹。早在19年，巴金就以著名无政府主义者为主人公，发表了《大杉荣年谱》，稍后完成《柏克曼传记》，196年接连撰写了《俄国虚无党人的故事》和《法国虚无党人的故事》，此后结集出版《革命的先驱》一书，同时期为《新女性》杂志撰写《妇女解放的悲剧》；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著名国际无政府主义革命家高德曼，在与巴金通信时，一并寄来一份令人恐怖的《在赤俄流放地和监狱中的著名女革命党人名单》，他从中得知，大多数被关押者竟是二十岁左右的青年女子，多至七十余人。巴金考察调研了这一批人，她们浪漫而又悲苦的殉道人生让巴金不能安坐。于是他一篇一篇来，先后推出他所敬重的俄国女革命家传~苏菲亚传、沙苏丽奇传、妃格念尔传、色婷娜传、游珊传、海富孟传等十位代表人物的系列报告，合集成书《俄罗斯十女杰》；巴金另一本悲壮的报告文学集，名为《断头台上》，他集中笔墨反映国际社会中无政府主义先驱们的卓越斗争和惨烈牺牲；第三本《俄国革命史话》，则激情报告反抗沙皇暴政的十二月党人和农民起义领袖们，为他们立传。青年巴金毫不讳言自己的立场：“我自己早已在心灵中筑就了一个祭坛，供奉着一切为人们的缘故在断头台上牺牲了生命的殉道者，而且在这个祭坛前立下了一个誓愿：就是，只要我的生命存在一日，便要一面宣扬殉道者的伟大崇高的行为，一面继续着他们的壮志前进！”
很可惜，巴金此类作品以及更多作家的早期非虚构文学，只因其立场观点与后来的主流评判存在种种差异而被整个研究界忽略、抛弃了！尽管此类作品精彩纷呈，为数众多。
这些作品的创新及其主张，本应看作中华民族先进分子在推翻封建帝国以来，艰难探索祖国新文学道路的一部分。作家们控诉黑暗，向往光明，作品深具人民性，用陈丹晨先生的话说，“从一开始就有一种放眼世界的人类意识，思考的是全人类共同性的问题”。
近年，重写现当代文学史的呼声时在耳畔，倘真写时，则要敢于重树新史观，尊重百年中国思想史。除此别无他途。
宋之的先生名作《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发表于196年9月5日《中流》创刊号。据说，鲁迅和茅盾都看过此作手稿，茅盾亲自写了评论文章。巴金在信中提及此作，显然是不久前刚刚看过，也说明这一精短作品甫一发表，在当时就影响很大了。
宋之的先生把昔年的太原描绘为一座“死城”，说此地“流言所播，草木皆兵”，并且枪杀女学生，兵匪凶悍无比。难怪巴金先生由不得要为黛莉的处境担忧。
赵黛莉，究竟是怎样的一位女性？她生了一副什么样的面貌？她何以能让年轻的巴金如此关切？（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