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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也就不再说了。即使有忠义的人不避嫌疑，提了一份建议、称赞了一个人，如果反对他的人向圣上进谗言，说这是在搞朋党，那么，好的建议也就无法采用，忠正的人也难以为用了。希望陛下仔细辨别，采取正确措施，那天下幸甚。
韩琦这道《乞别白朋党奏》，不可谓不深明大义；不可谓不鞭辟入理；不可谓不忠肝沥血。
但今天的韩琦还是过去的韩琦。
而今天的宋仁宗，却已经不是过去的宋仁宗了。
韩琦的这道《乞别白朋党奏》，注定只能是泥牛入海，渺无回音。
似乎是仁宗皇帝要给不长眼色、还在傻呼呼拚命“力抑侥幸”的杜衍一点颜色看看，宋仁宗庆历四年十二月南郊大典，仁宗皇帝再次加恩百官，并首开大宋王朝自立国以来从不封赐宗室子弟生母的先河，封赐了信安郡王允宁之子、左千牛卫大将军宗敏的生母。这是宋仁宗对新政“抑侥幸”具有挑战意味的公开背叛，也意味着帝国中央硕果仅存的新政大员杜衍、韩琦，在内阁中的地位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边缘。
做为杰出的政治家，韩琦不可能不从朝廷一系列人事变化中，看出新政大员将来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下场。
没有人知道，当孤忠梗直的韩琦面对大宋王朝波谲云诡的政坛、及仁宗皇帝翻手云、覆手雨时，是否从心底深处感到了透出的阵阵凉意？
曾几何时，仁宗皇帝对他和范仲淹、欧阳修、富弼等人是何等倚重？难道真的是昨日是者今已非，花开花落各有时吗？如今再回首；范仲淹走了，欧阳修走了，富弼走了；一批立志革故鼎新的志士们全都走了，只剩下他和杜衍身处二府举步维艰，真是身在高处，不胜其寒哪。
很难说，此时的韩琦没有象范仲淹、富弼那样，萌生激流勇退的念头。早在是年初，韩琦出任枢密副使之后，就委托颇精堪舆的僧人保聪和侄子公彦，在家乡相州（今河南安阳）重新划整了一块茔地，准备做为父母的万世归宿。其实这个心思，早从母亲胡氏亡故后就有了，而且一直萦绕在韩琦的心头。但韩琦先是没有能力顾及于此，后来又忙于西北边事而无暇顾及，这其间，韩琦的二哥、五哥及几个侄子又相继亡故；年前朝廷南郊大典后，仁宗皇帝加恩百官，韩琦因位居两府，又蒙恩追宠三代，于情于理，做为相州韩家还惟一在世的长者，他都应当给亡灵及故去的先人一个安稳的交待。因此，从庆历四年初，韩琦就开始为归葬事宜做准备。这一点，在韩琦于庆历四年为了请好友尹洙给父亲撰写墓志，写给尹洙的《叙先考令公遗事与尹龙图书》中写的非常明白：
今年在相州安阳新安村、距祖茔三十里的地方找到了一块好地，计划于明年二月奉父母以下韩氏去世亲人归葬故乡。孝子之心，必须求当世高才大笔撰写墓铭，以志不朽……去年秋，琦担任枢密副使，接着又逢朝廷南郊大礼，蒙朝廷恩典，得以追赠三代，永济（曾祖父）府君赠太子太保，夫人史氏（曾祖母）赠北海郡夫人，尚书（祖父）赠太子太傅，夫人李氏（祖母）赠赵郡太夫人。先君（父）赠太师，夫人罗氏（韩琦正母）赠仁寿郡太夫人……我思来想去，既有文才、对我又很了解的人，没有谁能超过师鲁（尹洙字），因此不远千里，派门人扬生奉书请铭……
当时韩琦预定的明年二月，即是庆历五年二月。现在，距定好的日期已经不远，正好借着奉先人及亡灵归葬之事，离开朝廷这个是非混淆的旋涡。于是，韩琦上书仁宗皇帝，请求辞去枢密副使一职，出知相州或者邻近相州的某个州郡，以便能“躲亲营护坟域”。
但仁宗皇帝没有接受韩琦的辞呈，并特降诏旨不允许，不过却批给了韩琦回乡营葬的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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